康波财经2024年10月11日发布: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基建狂魔？

第一条叫殖民，殖民是个很文雅的称呼了，确切地说就是抢别人家财产，奴役别人家的人口，杀光别人家敢反抗的汉子，英国法国就是这样起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实就是全天24小时在线抢钱的意思，法国现在还在悄悄地殖民西非，两个国家的殖民是非洲现在陷入苦难的主要原因，非洲的脊梁就是被英法两国打断的。德国后发起来，也要搞工业化，发现全世界地盘被瓜分完了，主要就是被英法两国瓜分的，因此忿忿不平跟英法从一战打到二战，本质上就是抢资源。

第二条叫内卷，翻译过来就是内部剥削。越到后期，要工业化就越难，德国想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得跟所有强国干一架，被揍得鼻青脸肿还能爬起来。英法一看是条硬汉，再打下去我们也得脱层皮，才承认了他工业强国的地位，现在德国是欧盟的主要受益人，这是他拿命换来的。

后面日本工业化过程也极惨烈，日本还是一边殖民一边内卷，他们搞殖民学的是法国殖民非洲那一套，属于深度殖民，抢下地盘，逼着这块地的人学日语，这跟英国人的代理人方式有差别，英国是尽量用低成本控制殖民地，法国日本是从经济到文化都要下苦功夫同化殖民地。日本跟大清打甲午海战时，日本农民的人均赋税是大清农民的六倍，全靠原始化肥撑了过来，从明治维新到1930年代，还有140万日本女性集体下南洋卖淫挣钱，捐给政府造军舰，可见日本当时内卷也非常严重，将一个国家的承受力发挥到了极致。

轮到苏联和中国发展工业化时，地球上已经站满了大佬，英法美德个个拿着菜刀一脸凶悍守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分分钟准备砍人的样子，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苏纷纷表示惹不起，社会社会，这时肯定没有殖民地可抢了，就只能选择内卷。中苏内卷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搞的都是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以保证工业系统先活下来，中国的农民承受了半个世纪的痛苦，我们从苏联接收过来的156个项目，1970年代跟美国交好后的“四三方案”、“八二方案”，这些工业系统能活下来，都是用农民的苦难换来的。

中国长年搞城镇农村二元社会也是这个原因，农民事实上属于内卷阶层，我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将来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成为城里人，那是因为农村生活太痛苦了，农民自己都憎恨自己生在这个阶层。

一直到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后，渡过了这个痛苦期，才开始反哺农民阶层，现在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比二十年前才有了质的飞跃。

后期发展的韩国也只能选择内卷，这个跟你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其实没什么关系，韩国人对自己也下得了狠手，用着昂贵粗糙的国产货，也不准用廉价优质的进口产品，能几百万人去中东盖房子，前后派出32万军人去越南帮美国人打仗，这些都是吃苦吃出来的，日本韩国工业化完成后，开始回馈给农民，所以他们农产口都卖得特别贵，控制进口农产口进入本地市场，保护本国农民，这些农民也是工业化时被内卷过的，国家对他们有愧疚。

我们常听到一句古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里的百姓其实主要指农民阶层，动乱时他们要吃很多苦，向上发展时他们又逼不得已要被内卷。多说一句，文艺男青年一般看得到事情的现象，能抒发情感，能悲天悯人，但情感大于理性，一般看不到事物更深层次的宏观规律，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能发现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国家只有这么点资源，也没有其他方法搞钱，最后后发国家都只能选择在发展早期，牺牲农民这条路。

也不是非要这样，是真的没有办法。

说了半天，这跟美国搞大基建有个毛线关系？

有关系的，我说过，美国其实主要是英国后裔跟德国后裔为主的国家，现在拉丁人、黑人的数量在增长，但早期就是英德后裔，尤其是英国人后裔为主的新教白人国家，这些人天天都要念经，念完经再出门砍印第安人，这些人可不是本地土著，而是移民，原住民印第安人早被杀得差不多了。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区别，美国国土辽阔，英国人跟德国人能手牵手到处乱溜达，是因为当时美国全国人口只有7600万人（1900年统计数据），美国人搞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茫茫百里可能就两户人家，东家的闺女只能嫁给西家的后生，还别挑，你骑马跑一上午见不到其他活人，是个男的还能呼吸就只能嫁了。

美国这种干掉原住民后，殖民地本土化的基本盘，使他一开始治理国家的成本就非常低。

比如建设铁路、公路这种全国大基建，你换中国和印度试试，平均每公里要拆掉多少座房子？多少块田地？这中间要一家一家谈下来，谈得你吐血好不好，而美国修100公里铁路，中间可能都是茫茫一片无人区，想找个人要口水喝都找不到，谁来找你麻烦？

当时各个州还出政策，交通越发达我这城市就越赚钱，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再加上有广东、福建的廉价华工跑来做苦力，一年跑来一万人，这些华工每天在烈日下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给美国人做牛做马，铁路修得飞起。

横跨美国大陆的首条铁路──太平洋铁路竣工，这条铁路铺满了华工的血汗，但没有一个华工出席典礼。

所以美国在基建狂魔时代，能修好40多万公里铁路，1.5万个机场，12.4万公里高速公路，3400名工人410天能建好381米的帝国大厦。

这个数据有多可怕呢？就是到了今天，新版基建狂魔中国，也只有15万公里高速公路，14.6万公里营业铁路，500多个机场。

不过也不能单纯看数量，也要看质量，比如美国的铁路都拆了许多，现在主要跑货运，铁路质量也不能跟现在中国铺的铁路相提并论，另外美国机场虽多，但纯大多数是私人小型机场，并不是高等级机场。

美国有他独特的历史原因，使他治理国家的成本异常低廉，成为基建狂魔1.0版本，那中国为什么成为了基建狂魔2.0版本？为什么其他国家，比如巴西、印度没有接过美国的接力棒？

还是成本问题。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1951年就完成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土地分给了农民（集体所有），有部分地主阶层甚至直接枪毙了。

我们拿印度做一下对比，我去年11月去印度农村调研时，最吃惊的事情就是调研的农村居然一半人没有地，靠做纺织一类的工作养活，而村子里还有大地主，一家就有1800亩地（请阅读：《印度调查报告》），这就麻烦了，因为没有进行过土改，一是想建工厂或者建铁路，需要一大片地时，你得一个一个跟地主们谈，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拿下一块地，而且地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通常还怂恿佃农们反抗政府政策，使大基建和大工业没办法好好执行下去。

印度为什么建不好高速公路和高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个现象是中国城市只有城中村，没有印度、东南亚、南美国家常见的贫民窟，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其实就是没有土地的人，只能在城市里找工作求生存，一旦失业就会有生存危机，手停口停，而中国因为分过土地（我以前是农村户口时，村里也分过地给我），有一个基础的生产资料在，生存最困难时也可以回家种地。

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使中国有了大工业和大基建的可能性，我们前进时遇到的阻力，就会比印度这样没有改革过的国家要小得多。

没有土改害死人。

但是问题又来了，我在这篇文章的前面不是说新中国农民也过了几十年苦日子吗？既然土改了，为什么农民还这么苦？

因为内卷虽苦，土改前，中国农民更苦。

1938年，在伦敦大学读书的费孝通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名叫《江村经济》，以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样本，调查当地佃农的生存状况，论文显示，在正常年份，佃农要向地主上缴五至七成的粮食，长工干一年，也只有1-5块大洋的收入，而且不是给现金，一般用粮食支付，光1935年，江浙地区一个普通农民，要交纳40多种捐税。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里，也清楚记载了民国时农民是怎样被地主剥削的，“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也说明是要交五成的粮食的给地主阶层。

《寻乌调查》还有一段数据很有意思，原文里写：“寻乌这个城，全城近二千七百人，其中娼妓162人，占6%。”，这个数据真正吓我一跳，一个县城里，6%的人口在卖淫，这其实也侧面说明，底层人民活得有多艰难。

在民国16年时，能统计到的上海公娼、私娼等，总数不下12万人，是当时全世界妓女最多的城市。

现在很多人，说起民国就多么幸福、多么自由、多么浪漫，但这些幸福，都只是知识分子的幸福，是资产阶级的幸福，是极少数人的幸福，民国绝大多数没有土地的平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内卷虽苦，但国家终还在为了工业化努力，现在工业化已成，我们也可以像日本韩国那样慢慢反哺农民，而民国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那是无穷无尽毫无希望的苦难啊。

1950-1960年代，中国兴起过兴修水利的热潮，到处建水库、修大坝、整水渠，据参加过修水利的过来人跟我说，刚拿到土地的农民们，当时是免费上阵修水利的，不仅不要钱，还自带干粮去修。

这种对生产的热情，对生活的希望，一定有他精神动力的来源。

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土地已经分给大家，不可能搞美国那种大农场，那种农场是建立在干死原住民的历史上的，事实上，东亚国家里，没有一个国家能搞美式大农场，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里，有两个国家比较特殊，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新西兰，这两个国家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花园，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跟美英同文同种，拿着这么多自然资源，就这么点人口，早就像阿根廷一样被收拾得明明白白的。

像新西兰这样全国一半土地（1365万公顷）拿去做牧场，这在全世界是独一份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地才能这么干，有些东西中国是注定学不来的，但幸好我们也有自己的种族天赋在。

中国农民为大基建和工业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除了土改的推动、内卷的牺牲，还有就是提供了巨量的廉价劳动力。

这些人很多原本只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但现在每天有5300多万人在工地洒下汗水、有1亿多人在工厂留下青春、有几百万人在跑快递和运输。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在推动着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最后，我还是想说说大基建的成本问题。

美国为什么到现在很少搞大基建呢？因为现在基建成本太高。一个国家只要完成经济发展，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变好之后，其实就很难再把大基建搞起来，一是人工太高，二是也吃不了这种大基建的苦，因此大基建的最好时期，就是在一个国家从苦难开始向上爬升的时期，就是中国2000-2020这二十年左右，大工业化全面展开的时期。

每个国家只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搞好大基建，一旦错过，后面要付出上百倍的成本。

比如我们经常嘲笑现在英国人修下水道，都是一个人在端着一杯咖啡看场子，另一个人干活，工作起来慢腾腾的，这就是国家发达之后的结果，社会进入发达期，就不愿回去品尝创业期的苦涩味道。

许多人一聊起国家的发展，通常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一套一套的，但其实国家的发展更尊重经济规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就是这么痛苦而酸涩，里面只有血汗，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

中国今天能成为基建狂魔，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是因为我们完成了动荡的土改，更因为我们有一群伟大的人民，是这些伟大的基石，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帮助中国渡过内卷，又低下头完成了大基建。

他们十指里全是污渍，也不太会说话，但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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