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钟：为何历史学家竟然说大禹是一条虫，顾颉刚到底犯了什么错？

上次我们讲到大禹治水，讲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情歌，实则大禹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至伟，可谓“民到如今受其赐”，中国的许多江河湖泊的底色可以说经过了大禹的基因改造。但是今天许多人们仍然对大禹心存疑虑，这种疑问，其实一方面与我们的教育有关，许多人秉持机械的唯物主义立场，统统认为大禹乃神话，神话不可信，所以开始无端怀疑大禹。

另外一个原因，则和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有关，当时的人们，许多激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必须统统砸烂，从“打倒孔家店”到怀疑大禹的存在可谓一脉相承，在这种疑古思潮中，顾颉刚可谓是一面大旗，当然，我们要客观地评价顾颉刚的历史贡献，顾先生的“历史层累说”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任何学说必须有一定的边界与条件，如果超越了边界与条件，则极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顾先生对大禹的评价即是如此，在顾先生的笔下，大禹成了一条无足轻重的虫子，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顾颉刚先生的论证，了解一下大禹到底是不是一条虫，或者说，先了解一下顾先生的评价有没有问题，是否可以站住脚。

顾颉刚对大禹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成名作《古史辨》自序中，顾先生认为对大禹的考察应当从古人的祭祀活动入手，而了解祭祀仪式以及内容则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为文献典籍的考据，一为考古挖掘的青铜金器来进行。顾颉刚首先注意到《汉书。郊祀志》以及《左传》的相关记载，认定大禹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社神，即土地神，但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这里引用其考据资料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国家博物馆藏三联甗（可谓中国古代最早的炉灶），作者拍摄

国家博物馆藏青铜青铜鸮尊，作者拍摄

上博藏青铜器。作者拍摄

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汉书·郊祀志》引王莽奏文)

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辅黄图》卷五)

上面所举，前二条明白说禹为社，后二条又说禹配食官社，可见汉代人确以禹为社神。读者不要以为这些话全是后起之说，须知越是配享越见得是先前的正祀。《左传》上不说吗：

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周弃……为稷。(昭二十九年)

-----顾颉刚《古史辩》自序引用资料

顾颉刚根据此种种说法，认为大禹虽属于从属地位，因其“配食官社”，也就是作为从属以及次要的社神来进行祭祀，这里简单说明下，所谓社神，即是土地神。但是此种从属地位，并不能说明大禹的地位较低，而是大禹作为社的地位更为久远，因为后来有了新的土地神，逐渐将大禹作为从属的地位，也就是所谓“配享”，此种分析，显然并无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后面。

顾颉刚认为大禹既然是古之社神，但是，古代祭祀礼仪必用青铜器，顾颉刚展开丰富的联想。并认为古人所用青铜器上有许多饕餮纹、蟠螭纹等，人们祭祀的对象应该与此有关，于是，大禹就在顾颉刚的笔下，演化成不过是古代的一条虫，当然，古代虫的含义较为丰富，可以理解为是一只巨型猛兽，因此，顾颉刚得出了大雨是一条虫的结论。

今天看来，顾颉刚先生想象大胆，但是这里有着明显的漏洞，因为青铜礼器虽作为祭祀用具，但是，分明祭祀必有对象，而不可能是对青铜器本身来进行。比如，商朝时期的甲骨文有很多记载，人们要进行祭祀，则一定要宰杀牺牲，牺牲也就是用来祭祀的动物。古有“天子用牛羊、诸侯用犬豕、大夫用鸡鸭”等多种说法，而祭祀的对象是天神、地神、祖先以及许多自然神。古人的祖先崇拜非常重要，尤其是商朝时期，此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期诸多朝代，因此，对大禹的崇拜，显然作为祖先崇拜更为恰当，而由于大禹的丰功伟绩，演变为神灵、社神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么。大禹作为历史的存在，作为五帝之一，有没有考古或其他证据佐证？实质上，今天的中国，证据具足，足可以证明大禹是中国五帝时期之后的天子，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下次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