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推推2024年10月13日发布:清代女性诗词的空前繁荣，时代大背景下的思想解放1936年，前清翰林嫌红军没文化，毛主席笑了：让舒同给他写封信

在胡适《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他指出“三百年中有这么多的女作家见于记载,并不是环境适宜于产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现于不适宜的环境之中”。`这一结论的牵强性是显而易见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分析“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来的大批小说”时指出“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

程明理学的影响加强于明代,在清朝则臻于极轨,其对妇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自不待言,但事物往往有其两面性,理学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女学教育方面它出于间教的目的表现出了一定的开通性。

赞成女子读书识字的呼声开始见于一些女教书中,吕坤《闺范》中指出“近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识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然女子贞淫之道多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列女传》、《女训》、《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他心上开朗,亦间教之不可少也”。’李晚芳也在《女学言行纂》中指出:“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经史子传中来者乎”

我们都知道章学诚在《丙辰剖记》中对女诗人的严厉批评:“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在理学这一还算开通的倡导下,清代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前代,“社会对妇女`投资’的意愿也随之提升了,有才之女甚至成为上层阶级的象征资本。妇女教育在盛清成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代表女家的门第修养,也成为夫家的炫耀资财。文艺教育于是造就了闺秀才女,也激发了大量的妇女文学作品”。

封建社会女子素尚早婚,因此她们只有带着未完的教育到夫家继续进行,于是夫教亦成为女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赵仁基在《绿梦轩遗词跋》中称其妻“季蕉幼入家塾,随诸兄读五经四子书,未卒业也。年二十三归于余,始学为词翰。授以汉魏六朝唐宋诸诗,口诵心解无所滞留,先后熟读至二千余首”。’“在吟诗作词方面,女子还可以得到丈夫的指点,吴琼仙《外子为余删定旧稿口占一绝》中说:“隔幅窗纱听更好,方知诗要别人吟。””表现了其夫为她删定旧稿时她“隔幅窗纱”聆听的幸福心情。

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中总结了女子成才的三种情况:“其一,名父之女,少察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济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前两个条件交代了女作家的教育背景,然而,她忽略了清代母教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应该说,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是最早的,在封建社会,母亲对女儿的教育还表现在“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上,因此母教在清代女子的教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在教育女儿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莫因斯语废文章”,“女红倘有暇,切勿废书篇”。之句,表现了她对女儿学习文化知识的鼓励。

有清一代,文人对女性创作诗词的提倡力度之大恐怕是空前的。文人对女性创作的鼓励首先得之于文人对女性审美要求的提高。这一审美要求的提高首先萌发于明代中后期,吴江叶绍袁提出了女子“三不朽”的新观念:“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也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由此把女性之“才`”提高到与“德’,、“色”并列的地位。因此清代的李渔表示“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蓬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5与单纯以色相评价女子相比,对女子“才”的要求无疑有助于女子自身教育的发展。另外,明代名士与妓女留下的韵事以及“明代晚期的作品对他们之间两情相依而且志同道合的关系”所做的“不遗余力的描写”,’“如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辟疆等等,都使清代文人看到了一种略为新颖的男女关系,而清初对官伎的严厉禁止又不得不使他们对才情女子的寻求方向变青楼而为闺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