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潇枭 北京报道9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在论坛上发表《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着力点》的演讲。

蔡昉表示，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尽快回归原有轨道。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近几年，受疫情耽误等影响，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间存在差距。当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有赶超的经济增速，只要高于世界经济平均水平，中国就是“追赶速度”，就意味着可以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蔡昉指出，要消除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别，核心要打破需求侧的制约。外需方面，随着国际环境、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外需可能难以像过去那么强劲；投资方面，当前我国仍然需要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但投资是消费需求诱导出来的，投资不能成为最重要的拉动经济的力量。因此，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和民生相一致的消费需求。

蔡昉表示，政策的施力和瞄准对象，要从投资者和企业转向家庭。过去，谁投资谁贷款就给谁优惠和简便，这是通过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等实现的。过去宏观政策目标中没有“家庭本位”的概念。此前有一些短期政策，比如疫情期间，失业率升高，很多家庭不能充分就业，家庭收入受到影响，疫情对家庭资产负债表、预算曲线等造成不利影响，短期内给与一些补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将其变成长效机制。因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双常态叠加”，一方面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另一方面在于2021年以来中国老龄化进入中度阶段，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未来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会更弱一些，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因此，长期政策重心要瞄准家庭，要解决疫情遗留下的“疤痕效应”，要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等影响，转向“家庭本位”是新的政策取向。

蔡昉表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已经回归常态，但是自然失业率有所提高，这意味着结构性就业矛盾愈发突出。因为我国人口结构在变化，“一老一小”在人口中占比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导致创造岗位的速度赶不上人力资本培养的速度；当然还有一些制度因素，这些都要求政策应更加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关注自然失业率的变化。因为失业率意味着部分人没有就业，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发挥，这是供给侧的损失；部分人失业造成收入减少，进而降低消费，这是需求侧的损失。因此，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注，放到宏观经济工具箱中，应该打通“画地为牢”的制约，其中体制制度因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户籍制度。

蔡昉表示，过去大家谈论户籍制度的影响，就认为是农民工，其实不是的。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城镇常住人口中没有本乡镇街道户口的比重，平均而言是38%，但是年轻人口的比重要高于这个平均值。显然，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大学毕业生、各类各级毕业生、复转军人等，这些都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的重点人群，对他们给予一定帮助，引入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效果。因为，从供给侧来说，这能带来百万级新增劳动者；从需求侧来说，可以当即产生上万亿级的需求。

蔡昉表示，当前还需要遵循人口发展新常态来重新定义“人口红利”。过去，因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带来人口抚养比较低，因为劳动力丰富而创造更高的生产率，这个旧的人口红利过去了。当然，所有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后，都要面对老龄化。我国2000年开始进入初步老龄化社会，2021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2年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时政策的关注重点应该放在更高年龄群体上。哪个群体规模大、人数最多，政策就应该更关注他们，一方面可以作为人力资源来使用，另一方面拓展人口红利还能提升有效需求。

蔡昉举例表示，银发经济可以带来照护经济的发展，当把照护经济变成一个产业，变成社会化的服务供给，这能提高妇女等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为其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还能扩大社会服务供给，因为全部劳动时间大概有1/3的劳动是无偿劳动，无偿劳动是不计入GDP的，当其变成社会化供给，GDP能相应增加；另外，当把照护变成产业，能一定程度解决那些没时间生孩子、照顾孩子、教育孩子的问题，能帮助提高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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