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堂、蔡昉、高培勇、刘伟、王一鸣、董志勇笔谈解读三中全会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为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中国工业经济》策划了专题笔谈，邀请6位学者交流学习体会，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视角，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性阐释和实践启示。

本文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7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专题文章。

本账号接受投稿，投稿邮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马建堂：数据与数据确权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

经济学博士

马建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要求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我们要按照这次全会关于数据确权、定价、交易、收益、保护的要求，从理论上把相关问题研究得更透彻。

数字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量化刻度。有了数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才开始精准。某种意义上，发明和使用数字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核心特征。

数据是有特定内涵的数字集合，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量化认识，它的实质是减少不确定性。如果说数字是标识人类外部世界的度量符号，数据已经有了特定的实质性内容。

数字经济实质是数据经济，本文在表指数字经济时，一律使用数据经济这个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数据经济是指人类利用数据（大数据）和数字化技术等所开展的经济社会活动。

与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不同，数据要素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

第一，它的本质是减少不确定性。正是有了数据这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量化认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才开始精准，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确定性才会减少，人类活动的科学性才能确立。现代经济是非常复杂的巨型系统，正是由于数据本质的“增加确定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经济具有不可限量的远景。

第二，它可重复利用，并在利用中累进式地增加着数据的数量、质量、功能和价值。最简单的例子是导航系统，司机利用得愈多，导航系统的功能愈完善，价值量愈高。使用中不减值而增值，决定了数据要素的生命在于利用。

第三，它不宜被独占。不像有形物品，我的就不是你的，有形物品产权几乎是排他的，是为所有者所独占的。我的土地、厂房设备，我的房屋、家具就是我的，就只能归我独自占有、处置和获取收益。而数据要素由于它的可重复利用、多元分割、利用中增值等特点，它的产权要么是共有的，要么是复合的，单一的、独占的产权不适用于数据要素。

下面，具体分析几类数据的产权特点：

第一类是人类社会活动主体或单位的信息、数据，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物”的身份信息数据或特征信息数据。前者包括人的身份信息（从姓名、单位、住址到生物信息），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产业活动单位、社会组织的身份信息。后者包括土地、厂房、不可移动之物等的“身份”信息和表征信息。这些信息或数据，它的最初搜集者多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授权的机构，搜集者即为身份信息数据拥有者。但此类数据拥有者并不具备完整的、排他的、独占的产权，它和众多的被调查人、被调查物的所有者构成了共同或复合产权。数据拥有者实现权利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利用其为经济社会管理活动服务。当数据拥有者在使用或公开此类信息数据时，一般也要隐去被调查人和被调查物的不宜被公开的内容，所以是不完全使用权。此类信息数据一般不能被交易。被调查人和被调查对象所有者对此类信息的权力是对搜集人使用权的限制权。

第二类是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公民个人参与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数据，这是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数据形态。当前这类数据大多由交易平台、交易市场撮合、记录而形成，专业化交易平台或市场是交易数据的生产者、集成者和加工者，是数据产权的拥有者。作为交易主体的买卖双方在数据产权中的重要性低于身份数据中数据主体的重要性。对于交易数据而言，它真正的价值不是每一个具体交易的信息，而是作为其综合的整体信息，包括交易总量、结构、分布、变动等。

第三类是具有公共职能或社会服务职能的机构在履行职能中所积累的数据。例如，民政部门记录的婚姻数据、人口死亡数据，医务部门记录的人口出生数据，不动产管理部门记录汇总的房地产数据，海关部门记录汇总的进出口数据，等等。在统计上，此类数据统称行政记录，这类数据是由这些公共机构记录汇总的，它们是数据的生产者，进而也是数据产权的重要拥有者。由于被记录的个体信息往往涉及公民的隐私，因而公共机构的数据拥有权是受限制的，它们可以转让总体数据，个体数据是不能被交易的。

第四类是由具有空间定位功能的设施记录汇总的人与可移动物品的位置和时空数据。这类数据由设备制造商（主要是手机、车辆）、空间位置服务商以及固定探头安装机构记录汇总，它们是数据的生产商。鉴于位置信息，特别是人的位置信息涉及公民隐私，此类信息记录汇总者的数据产权也是严格受限产权。

第五类是公民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布的、由网络平台经营者记录汇总的信息数据（如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公民利用通信工具进行的私人信息交流不在此类数据之列。此类信息数据的记录汇总者不宜被界定为拥有数据的产权，数据产权应归发布者所有，但其产权仅限于其发布内容。这类信息数据也不宜交易，所以从交易角度看是不可交易信息。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结论：其一，数据的记录汇总者所拥有的一般是非排他性或非独占性数据产权，它的产权受限程度取决于数据信息内容的敏感性和可公开性，凡涉及公民隐私、企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的数据皆是严格受限产权。其二，即便是受限数据产权，能交易的往往也是整体信息，是隐去了个体信息后的整体性数据。其三，政府机构或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所拥有的数据，除涉及隐私和秘密外，第一位的要求不是交易而是公开，当然公开的仍然主要是整体信息数据。■

蔡昉：促进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经济学博士

蔡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从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常态。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意义上认识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以及发展阶段性特征，既看到人口流动和集聚带来的多重积极效应，也认识到由此带来的相应挑战，有助于我们把握方向、找准问题、对症施策，更加完整、有效力地贯彻落实《决定》的重要部署。

一、认识和把握人口流动规律

人口通常以两种主体身份流动，两种流动相互之间既有所差异，又通常不能截然分开。一种流动是人口作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载体进行流动。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口流动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归根结底在于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及重新配置，既保证了要素供给的充足性，也产生了明显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虽然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有所缩小，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有所放缓，但资源重新配置的潜力并未消失，并要求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挖掘。例如，2003—2023年，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均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差距虽然缩小了一半，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23.7%。另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平均用工数的营业收入额），全国为126.5万元，31个省份之间的标准差为34.9万元，其中最低的是河南，最高的是北京，前者仅为后者的33.0%。既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然具有较大的产业结构差异，地区经济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突出，那么，就意味着仍然有资源配置的潜力空间。

另外一种流动是人口作为居民在城乡之间和地域之间迁徙。这种横向流动在宏观意义上是一个趋势性规律，在个体层面上也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一般来说，趋势性和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及流动主要来自两种驱动力。一方面，城市化即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的一般规律，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先例，可以在较低城市化水平下实现成色十足的现代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400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2023年平均城市化率为81.4%。同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6.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另一方面，居民个体也会出于追求更多发展机会、更高生活质量等动机，进行地域上的迁移和流动。随着很多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为零或转负，人口的流动状况即机械增长率，日益成为地区人口增长、停滞或衰退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31个省份中已有15个处于人口负增长，总体上处于人口零增长的有7个，仍然处于人口增长的有9个。

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好，生活空间的重新定位也好，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正常运行和自然的状态，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支配。然而，如果由于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阻碍，或者发生逆生产率提高方向的劳动力倒流现象，或者由于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差异过大，造成人口在区域间流动失序，导致区域间人口增减的不正常分化，则会产生不利的经济社会后果。劳动力流动背离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必然导致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有所减慢，对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对于遭遇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地区来说，一旦形成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供给侧困难，以及居民消费不足的需求侧困难，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区域发展的均衡性相应受到削弱，区域振兴也会受阻，甚至可能发生部分地区居民生活品质下降的情形。这使得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钱随人走”

劳动力要素的特点是以人为载体，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创业者和劳动者，人口、劳动力具有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特点，因此也要求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对待，体现在配置、使用和付酬中，市场供求并非唯一的决定机制，还必须结合社会约定和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趋于“去商品化”，即劳动力作为纯私人要素的属性进一步弱化，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权利，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得以不断增强。一方面，工资和工作待遇等通常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如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劳动合同等制度共同决定；另一方面，民生福祉越来越不只是体现在工资和收入上，更体现在包含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一系列内容的人类发展水平提高上。此外，那些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地区，在最终实现振兴之前，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变化可能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却不应该有所降低。作为上述趋势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产生的连带结果，以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不仅要求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盖，还必然要求显著增强普惠性。

《决定》提出“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是对“钱随人走”内涵作出的更高层次、更全面精准的阐释及提升。2015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确定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推动实现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这是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的“钱随人走”思路和方向的第一次明确表达。2021年，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876号建议，即戴运龙代表关于建立“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作出答复，承诺在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的过程中，合理体现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增支影响，更好发挥转移支付资金均衡区域间财力差异的作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2年，浙江省财政厅印发《关于推进“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旨在将符合“钱随人走”改革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升级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转移支付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均等。这些改革实践的思路和举措，在《决定》中则体现为“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顶层设计。

按照新发展理念，“钱随人走”或“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实现形式应该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品边界显著拓展。按照一般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内涵和外延趋于扩大，因而政府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一个由早期经济学家提出、至今仍然有效的统计事实是：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趋于提高。这个特征化事实被称为“瓦格纳法则”。这个现象发生最显著即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增长区间，这个“瓦格纳加速期”恰为中国未来十余年将要经历的发展时期。其次，公共财政更集中用于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而用于直接产业投资的比重应大幅下降。这符合老龄化时代对社会福利的更高需要，以及相比投资而言消费成为更突出需求制约的新形势。再次，社会保障等共济性、保护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具有普惠的性质，应该分别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增强可携带性得到体现。最后，对以上内容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的政策含义是，中央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因而，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该适度提高。

三、消除阻碍人口流动的体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提出要求：“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这鲜明揭示了拆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紧迫性，以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阐明了人口合理集聚和有序流动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关键功能。按照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中国城市化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也将继续进行。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挑战，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必须在战略层面上整体、协调、同步推进，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才能达到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畅通的目标。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因素，妨碍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重新配置，从而不利于上述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按照《决定》作出的重要部署，作为优先、重点领域深化改革。

第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常住人口在获得公共服务上的户籍身份差别。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即使除去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情形后，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比重仍然高达37.6%。其中，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这一比重更高，如在15—40岁这个年龄区间，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口比重超过平均水平。这个年龄段恰好包括了处在最活跃时期的生育人群和就业群体。因此，户籍身份仍然充当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标识，难免成为导致部分受影响群体生育意愿低、就业困难大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然要坚持两条战线相得益彰地推进，即一方面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脱钩，消除人群之间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别。此外，还要加快完善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改革用人和招工制度，以及改进档案和就业信息服务等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不利于培育新人口红利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历了疾风暴雨式的教育大发展，其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如同两级火箭，以大幅度增加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成果，培育和释放了人口红利，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保持经济在合理速度区间增长，必须挖掘传统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启人才红利，合并形成新人口红利。在通过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以及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等方式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以义务教育为重点优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速培育新人口红利、保障经济增长持续动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之举。

第三，解除流动人口消费的后顾之忧，大规模释放内需潜力。由于现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与户籍身份有关，很多没有常住地户口的人群尚不能得到均等的保障和服务，严重抑制了这些群体的消费意愿，进而不利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例如，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仅仅由于户籍身份这一个原因，进城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即被压低约30%。因此，在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遇到越来越严峻需求侧挑战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把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可以使更广泛的人口获得抵御生活中不测风险的基本能力，由此释放出规模巨大的消费势能，使中国经济获得实实在在的需求侧改革红利。

第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虽然迁移和流动的主体是相对年轻的人口群体，但是，在人口发展新常态下，人口流动和集聚的方式、效果和前景，既涉及流入群体与原住群体的关系，也与新老居民的全生命周期预期相关。在公共品边界不断拓展或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步扩大的条件下，“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不再仅指家庭积累的有形财富，更在于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社会保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普惠、一体化和无条件。有这个坚实的社会福利体系作为基础，人口的合理集聚和有序流动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民生福祉的不断提高，以及勤劳致富、人人向上的社会流动。■

高培勇：将建立和健全现代财税体制进行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经济学博士

高培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深化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全面部署。特别是其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在此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上，还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称谓——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此谈几点体会。

一、绝非从零开始或重起炉灶

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前置性问题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由何处起步？或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启动？

毋庸置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全面深化改革，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是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谋划和部署。既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就要从局部和整体的结合上去理解。

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属于全面的改革，而非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改革。其突出特点就在于“全面”二字——覆盖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既然是全面的改革、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围绕其推进就需要统筹安排，也就由此有了改革的总目标——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继续”二字——“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发现，在总目标问题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脉相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财税体制改革部署，主要涵盖了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和分配制度四个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财税体制改革部署，同样是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和分配制度四个方面出发的，只不过在涉及目标导向的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

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到“健全预算制度”，从“完善税收制度”到“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到“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从“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到“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是其间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在财税体制改革部署涉及的内容和结构问题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脉相承。

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并且，将“新一轮”和“进一步”这两个关键词对接起来，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是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组成部分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都绝非从零开始或另起炉灶——既不是从零开始而启动一项新工程，也不是另起炉灶而开辟一个新战场，亦不是把已经或曾经做过的事情重新做一遍。

这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是在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基础上的“新一轮”。

二、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

由此观之，无论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其逻辑起点，都可追溯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只有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接续奋斗，才成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才能成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以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它提醒我们，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财税体制改革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是在继承基础上实现的创新。

所以，站在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且写入了“十四五”规划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肩膀之上，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更大的格局作出新的战略谋划，实施新的战略举措，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唯一契合逻辑和规律的选择。

三、现代财税体制的来龙去脉

很有必要回溯一下现代财税体制的来龙去脉。通常所说的财税体制，是指用以规范政府收支及其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统称。赋予财税体制建设“现代”意义，以“现代”二字前缀财税体制、标识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并最终以“现代财税体制”冠名中国财税体制，则始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围绕财政定位作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断的同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那以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直沿用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一提法。

进入2020年，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十四五”规划布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提法逐步演化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和“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2020年5月18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提法调整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时隔4个月之后，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以“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替代了“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启用“现代财税体制”一词，并据此绘制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行动蓝图。

四、完整而准确地把握现代财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虽没有直接引用“现代财税体制”一词，但从目标导向到内容结构，都是循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逻辑展开的。换言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所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

认识到现代财税体制旨在匹配的是现代国家治理而非传统国家治理，集中体现的是现代财政文明而非传统财政文明，只有站在我们已经达到的国家治理和财政文明高度，而非既往或曾经达到的国家治理和财税文明高度基础之上，才能将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就此而言，完整而准确地把握现代财税体制的内涵和外延至关重要。

比如，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财税，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论财税，从治国理政的意义上论财税，而不局限于就财税论财税或就经济论财税。

再如，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财税体制形态定性现代财税体制，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论财税体制改革，而不局限于就财税体制改革论财税体制改革或就经济体制改革论财税体制改革。

又如，以“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定义现代财政职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彼此关联的现代财政文明出发论财政职能调整，而不局限于就财政职能调整论财政职能调整或就经济职能调整论财政职能调整。

还如，以“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界定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方向，从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原则出发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从健全地方税体系、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财政收支体系的维度论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五、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题而去

回过头来重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谋划和部署的，涉及建立和完善现代财税体制进程中的关键点和要害处。换言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题而去的。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发，围绕全面落实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地方税源建设、转移支付体系、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等关键点和要害处，作出如下几方面的相关部署：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等等。

——税收制度改革。从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出发，围绕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中的税制结构优化、直接税体系建设、税收征管机制等关键点和要害处，作出如下几方面的相关部署：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等等。

——预算制度改革。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围绕健全预算制度中的财政资源统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分配权等关键点和要害处，作出如下几方面的相关部署：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等。

——分配制度改革。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出发，围绕完善分配制度中的关键点和要害处，作出如下几方面的相关部署：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等等。

六、把握好“新”和“一轮”两层含义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一由9个字组成的专门表述中，最突出的字眼无疑是“新一轮”。恰当把握好“新”和“一轮”两层含义非常重要。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意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绝非上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翻版或复制，也绝非既往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和成果的再总结、再盘点，而是基于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全新安排，理应站在既往财税体制改革的肩膀之上谋划和实施。其关键点和要害处在于突出一个“新”字。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而且要有新举措、新突破、新气象。

“一轮”是相对于“零散”而言，意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绝非一事一议或零敲碎打型的改革，绝非见招拆招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属于围绕总体改革方向和目标的系统性重构，必须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其关键点和要害处在于突出“系统”二字。与上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一样，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系统集成，实行统筹安排，而且要提出统领各方面改革的目标，评估改革的整体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关键点需要格外注意。一方面，要结合“十四五”规划实施状况评估，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划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与既往财税体制改革的分界线，确保落实落地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名副其实”；另一方面，要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这就恰如一场接力赛跑。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而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旨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那么，在经历了近十一年改革进程之后的今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部署的财税体制改革，则须以此为基础，再上一个台阶——建立和健全现代财税体制。

说到这里，可将上述的讨论结果概括为如下一段话：

植根于现代财税体制框架，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将建立和健全现代财税体制进行到底，既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更是新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刘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一级教授、经济学博士

刘伟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深入阐释、系统布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和任务，具有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里程碑意义。其中，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居于突出位置。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继续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特点，以经济改革带动全局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重大改革举措摆布上重要的特点在于：“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明确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上，明确要求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全面改革的内在逻辑。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时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动全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转变，推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指出，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首先主要在农村展开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指出“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启了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着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了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目标和任务、举措，尤其是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为贯彻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方面体制机制建设和改革。

改革历史进程表明，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改革体制为重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特点在于继续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各方面改革，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系统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体制等各方面改革，紧紧围绕发展是第一要务，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各方面改革，以重点带动全局，实现重点牵引和全面推进相统一，体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逻辑的鲜明特点。

之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仍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上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从根本上来说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居决定性地位。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和完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经济制度和体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中是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发展进步内在逻辑的制度要求。二是从基本国情的特点上看，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落后的根本在于发展不够。因此，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发展，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基础在于经济发展现代化。这就需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要求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因此，破除阻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和引领作用。因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三是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上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一系列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更显突出，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根本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是更好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总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注重各方面改革的系统集成，同时突出重点，才能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那么，怎样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探索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特征提出并展开的。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日益显现，是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重要突破。党的二十大根据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出并系统阐释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未来五年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和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

第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培育高水平的市场主体制度。市场竞争主体制度回答的是“谁在竞争”？而“谁在竞争”是市场竞争质量的决定性基础性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劣，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有效性，重要的基础在于，在市场经济中展开竞争的企业是否在企业制度上能够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硬约束。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统一性，重要的前提在于，进入市场展开竞争的主体在制度上是否具有同样的权、责、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资国企各方面体制机制，明确国资国企的核心功能、重点领域和方向等均作出了系统安排，从而在体制机制和相应的功能定位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相一致。同时，明确提出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从而在经济和法治制度上保障其运用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同时在企业制度上能够真正接受市场竞争规则硬约束。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格局。作为相互有机统一的整体，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实现形式的不断完善，推动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不断显现，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各类企业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第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形成高水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即等价交易公平竞争条件，核心是市场价格决定机制。市场竞争制度回答“怎样竞争”，竞争的公平性集中体现在市场交易实现条件（首要是价格）决定是否公正，是否体现机会均等和等价交换，交易条件的公平公正性是决定市场竞争质量、市场竞争效率高低的基本前提。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重要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健全市场竞争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要求从这两方面的统一上来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改革任务，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等构建市场体系的改革重点，同时对推动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监管公平统一，加强公平竞争刚性约束等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第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市场经济内在竞争制度（包括市场主体制度、市场竞争制度）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持和保护，主要是对市场内在竞争机制所需要的法治秩序、诚信契约、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制度供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贯彻法权原则，需要弘扬法治精神，要求完善法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贯彻契约刚性，需要恪守道德诚信，要求健全信用制度。党的二十大特别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从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方面，明确了未来五年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历史任务。

第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必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便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就是要构建以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特征的全面开放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必须是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在内的制度型开放。所谓高水平的市场体制，重要的要求和标准在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具有比国际市场更充分的竞争性、公平性，具有更高竞争效率、更低的运用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对全球生产要素更具吸引力。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了进一步部署，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改革与开放是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只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国际竞争和对外开放中形成制度优势并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上的战略主动；同时，只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才能切实有效推进经济制度型开放，才能真正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性和先进性。

第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总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存在“市场失灵”。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在制度上克服和弥补市场失灵，因而需要引入政府对经济的调节，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秩序的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造了基本经济制度前提。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处理好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长期艰苦探索中，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本共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和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任务时，特别指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且从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深化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且，进一步重点强调四个方面的相关改革：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明确提出了近五年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在上述四个方面改革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王一鸣：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经济学博士

王一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深化改革，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决定》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例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不断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力和强大生命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二、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具有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效能的宏观管理、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特征。

第一，具有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特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市场经济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实现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不断增强，范围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蓬勃生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为重要特征，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第二，具有高效能的宏观调控特征。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高效能的宏观调控，要求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第三，具有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企业退出制度等重要基础制度。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只有把基础打深了、筑牢了，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楼大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进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

三、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重点领域，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部署。

1.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就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明确了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战略方向，即“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就要求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有效发挥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功能和运营公司资本运作功能，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向“三个集中”领域布局。《决定》强调，“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明确了国有企业要成为原始创新的重要主体，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决定》还提出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这将更好地促进国有经济提高增加值率和整体运行效率。

国有经济总体集中在上游领域，国有经济提高效率，对下游行业提升效率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促进作用。《决定》强调，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自然垄断行业大多存在于上游基础行业，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有利于下游行业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竞争力。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核心是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决定》在市场准入方面明确提出，要“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这对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关键是破除所有制身份歧视，全面排查和系统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解决该放开的领域没有完全放开、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设置门槛、隐性障碍让民营企业“望而却步”等问题。

在融资环境方面，《决定》提出“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并要求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要加强民营企业信用状况评价，另一方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小民营企业风险补偿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增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经营环境方面，《决定》提出“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约束惩戒机制，解决拖欠企业账款这个老大难问题，将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2.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当前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素，既有不当竞争和市场干预问题，如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也有市场基础设施联通问题，如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还没有完全纳入统一平台；还有要素市场制度规则不完善和部分要素市场尚未统一的问题，如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尚不完善，全国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尚未形成。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清除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障碍。

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决定》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这就要求加快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明确并严格执行财政奖补、税收返还、出让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实施界限，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严禁违法违规的政策优惠行为，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的“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的“改革高地”转变。

加快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把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规范招投标市场，完善招投标制度规则，及时废止所有制歧视、行业壁垒、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实施全流程公开管理，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将大幅提高公共资源交易的透明度和市场竞争公平性。

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制。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不充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引导资源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决定》提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制度，这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决定》还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并要求“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这对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迎接人工智能浪潮，更好释放数据要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潜能具有重要意义。

3.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确保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保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作为重点任务。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决定》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产权保护主体的平等性不断增进，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扩大，人们对产权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产权保护的强度、范围、完整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迫切要求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权保护制度。《决定》还强调，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表明要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特别是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产权不仅包括物权、债券、股权等有形资产的产权，还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产权，《决定》提出“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

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决定》对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出明确要求。通过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准确披露产品和服务信息，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有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核心是解决公平准入问题，要求经济管理部门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流程再造，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这对提升政务信息共享和跨领域跨层级监管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积极扩大数字经济市场准入，完善绿色能源领域准入政策，构建与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准入机制，健全金融领域与风险相匹配的准入制度。

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对加快处置低效和无效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意义。要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建立覆盖所有经营主体的强制退出制度和简易退出制度，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和制度规范，为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董志勇：企业家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经济学博士

董志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这延续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表述，并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这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群体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为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市场经济、企业与企业家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伟大产物。企业家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和财富创造的重要力量，也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牵引作用。在此过程中，市场繁荣与企业家精神孕育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

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概念范畴，包含着承担不确定性、勇于冒险、善于创新等丰富内涵。早在1775年，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就将企业家与土地所有者、受雇者并列为一国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中“生活在不确定性中”即是企业家的典型特征。随后，萨伊、门格尔、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内涵。熊彼特对企业家在市场活动中的角色认识影响至广，在他看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实现“创造性破坏”的根本动力。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引擎，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

从生产要素角度而言，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其他投入要素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进一步而言，在当前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推动创新的企业家才能引领作为要素的资本，亦是经济转型的要求。

从企业家个体的角度而言，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特质、一种精神状态，正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所以，企业家精神未必能在一个人身上始终持续，内外环境的变化、治理结构的缺陷等都可能引发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断档，这也是很多企业繁荣期不长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被称为企业家的人是否名实相符，也不具有必然性。企业家除了具有特定的能力和精神状态，同时作为经济人、社会人也必须遵纪守法、自我约束，加强道德修养，企业家的身份并不能提供特权，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一些企业家或进行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公共利益，或公器私用败坏社会信用和风气，如此等等。这些作为与企业家精神毫无共通之处，恰恰是企业家精神衰落的表征。

二、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精神

《决定》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继续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协同优势，集聚一切有益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也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是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决定》特别强调，要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为更好履行上述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更应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第一，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是其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国有企业之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回溯历史，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国家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也就没有中国当今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更要继续发挥好“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更加切实、高效地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特别是着力落实“三个集中”，即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第二，改革创新、敢于担当是其精神“内核”。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直面各类原创性技术和诸多“卡脖子”式创新难点、痛点的攻关问题，这些原始创新通常前期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失败风险高，一般市场主体往往望而却步。而国有企业自身资金雄厚、规模宏大、创新组织能力强，最适宜也最应当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担纲起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与业态转型的“排头兵”和“破风者”角色，同时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基于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链合理分工、价值链共建共享的良性互动格局。不过，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改革创新的精神内核，还要进一步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以营造大胆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和体制机制为重点，逐步将自身建设成为能够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这是未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主攻方向。

第三，遵规守纪、清正廉洁是其精神“底线”。国有企业领导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不仅要以身作则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契约精神；更要切实担负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任，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此，要选派一批政治上忠诚可靠，能力素质过硬的干部，充实国有企业领导队伍，为党和人民经营好、看护好国有资产。同时，坚持以严的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抓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金融板块风险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靠企吃企、利益输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精准整治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新型隐性腐败，持续巩固深化跨境腐败、虚假贸易等专项整治成果，坚决斩断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利益交织的链条。

三、非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精神

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史中，民营企业家通过实际行动锻造“四千精神”，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相比，民营企业家生长环境迥乎不同，在精神特质上也有典型差异。一方面，创业创新、敢闯敢干是民营经济“四千精神”的活力源泉。一些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崭露头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民间投资的启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激发了老百姓的创业热情，形成了老百姓自发创业的机制。民营经济进行自主创新具备如下三个优势：一是机制比较灵活，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抓住机遇；二是自身能承担投资风险，开发风险，敢于承担失败；三是民营企业能够以多种方式实行制度创新，既可以租用别人发明的技术，还可以采用参股的方式，合办企业来生产专利。

另一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回馈人民期待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战略使命，同样是民营经济“四千精神”的目标和归宿。从历史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民营企业的“五六七八九”特征高度概括了其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拉动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由“普遍贫穷”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迈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富的现代化价值指向。从直观的经济数据测算看，地区民营化水平和基尼系数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阶段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总之，民营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内在统一的，未来还需通过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盈利性与公益性相促进。

但是应当看到，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还存在部分沉疴痼疾，对于民营企业家弘扬“四千精神”、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定阻碍。

第一，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还远无法与国有企业对等博弈，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税收优惠、权益保障等方面面临不公平待遇。例如，就市场准入问题而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起跑规则”并不完全一致，要在市场的赛道上抢到一块蛋糕并非易事，反而时常面临一种“看到政策，无法享受；看到空间，无法进入；看到机会，无法把握”的困境。再如，就税负问题而言，近几年总体税负水平呈下降趋势，但民营企业的税负却相对繁重，一些行业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支出甚至达到实体经济税前利润的一半，远超企业净利润之和。这说明要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优势互补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民营资本的发展弱势，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某些地方行政力量的强势。例如，不断抬高民营资本准入门槛，对其附加种种歧视性条件；行政力量干预企业竞争，左右资源分配，由政府意志主导代替市场公平竞争；有的地方凭借职权之便，使民营企业陷入无休止的司法纠纷之中，迫使其放弃权利主张。因此，须解决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破除不公平的环境，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对待民营企业，公平是最基本的底线。换言之，民营企业所需要的也许并非是可供一时享用的优惠套餐，而是一个长期的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包括与之匹配的政策、法治、市场与人文等环境。

《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市场能够解决的尽快交还给市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要停止，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应该放到第一位。政府应做的并不是要如何“管理”民营企业，而是学会如何“巧管”和“少管”，把施加其身的“紧箍咒”松下来。简言之，不仅各类企业需要践行企业家精神，而且各级政府同样需要深入理解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第三，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私人财产问题。“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学理论中，产权的界定和归属问题历来被视为资源配置和市场良性运行的先导条件。就中国发展现状看，民营企业家最担心的问题莫过于财富的安全，如何消除不安全感，切实保护其合法财产安全，是政府需要直面的问题，当然，产权保护除了财产权还应该包括人身权和人格权等。愈是成熟、完备的产权保护，愈能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激发市场主体的理性决策与长期投资，对于助推创新成果转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深远。因此，还须进一步推进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法治化和规范化，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科学的内外部管理机制、清朗的法治环境，维护民营企业家的正当权益。

四、数字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具体的市场环境与制度架构的产物，不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发挥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不同时代和制度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也有显著差异。美国学者卡尔·施拉姆指出：“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西方学术界关于企业家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互动的典型研究，来自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观察，他将新教徒的敬业、节俭等品格归结为企业兴起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间，企业家精神也从“草莽创业”时代的不循常规、大胆突破，转向了市场经济制度日趋完善背景下的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更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定位。

总体而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企业家精神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有助于企业家的经济决策和预判，在企业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对外投资等方面都已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对大数据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已成为企业家更好施展个人才能、促进企业转型革新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企业家自身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勇气和赤子情怀等个人因素，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和助推着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产业需求。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并不意味着大数据能够取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施展。本质上而言，大数据对商业逻辑和经济运行的模拟及预测，高度依赖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所谓“均衡”，意即市场主体决策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参数范围等均是已知的，故而模型和数据能够精准预测，照此经济逻辑继续运行下去，经济系统内将发生什么。然而，一旦均衡状态消失，或是各种前置条件模糊，大数据往往应对乏力。与之相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正在于打破“均衡”状态，这也是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凭借对科技前沿的自发感知能力、对产业转型的识别能力、摆脱传统产业束缚的变革能力以及改革企业架构以更好拥抱技术进步的调整能力，逐步探寻大数据和新技术应用所需的前置条件，为经济系统的新一轮“均衡”状态创造条件。

简言之，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和产业创新的活力源泉所在，具有颠覆旧秩序、重构新秩序的巨大潜在力量。应深入把握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制度条件、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具体内涵，着力推进其与新业态、新经济的良性结合，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2024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免费】【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最新】

【2024年天天开好彩资料】 【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最新54期】

【2024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53期】 【澳门天天开彩期期精准】

【2024全年资料免费大全】 【新澳天天开奖资料大全】

【澳门内部最精准免费资料】 【2024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

【2024年新奥门天天开彩免费资料】 【新澳2024今晚开奖资料】【澳门天天彩免费资料大全新版香港】

点赞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