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工者的历史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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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8，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数为2千万；1989-2002，也许可以称之为“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1.2亿；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人口的流动不再限制，但城市对外来人口存在歧视，需要暂住证、有遣送风险；2002至今为“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村”盖房子。

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没有以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他们在城市出生和长大。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后代也将城市视为最终的归宿，但他们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这是衰败中的、无法支撑其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他们不是农民工，而是新工人，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描述。当然，这一描述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新生代并不拥有土地，回去是继承父母的土地），从而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代重返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和可能的变迁而日益不确定。这也正是有关土地制度辩论的重要环节。

新工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日渐地脱离乡村和土地，他们已经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来维持生计，专靠出卖劳动而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他们的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就此而言，他们与经典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不同。

新工人群体是中国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三种工业的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

新工人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并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用工荒）表达自己的抵抗。

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人们会明白这个群体诞生的深远的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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