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二十四史》，还要再看看《三通》，历史就明了

今日只讲《三通》

搞历史的同志常常提到“三通”。其实，“三通”并不是一部书，而是三部书的合称，这三部书就是《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都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史学专著。说到典章制度，二十四史中的“志”也有记载，但不是各史都有“志“；即使有“志”，由于各史断代为书，对前代的制度记载从略，因此也很难看出制度沿革的脉络。而“三通”却是典章制度的专史，其内容全面，源流分明，分类清晰，检索容易，是研究历史的重型史籍。《通志》，《文献通考》都是仿其例而编撰的。

《通典》二百卷，唐德宗贞元十七年问世，记载了自传说中的皇帝迄唐天宝年间的典章制度沿革流变。其中也有一些天宝以后的史实，有作者在成书之后自己补充的，也有在杜佑死后由他人辑朴的。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几乎囊括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所有的典章制度。每门又分若干子目，例如食货门就包括田制、乡党、赋税、轻重等十八个子目，在子目中又以朝代为经，以有关制度的大事记、奏议、诏、制，敕等为纬，择要著最。由于杜佑学识渊博，并历任青苗使、江淮水陆转运使和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所以《通典》能广采经史，精选时论，内容丰富，翔实可靠。《通典》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书籍片段和文章、上表。奏章等等，更可宝贵。此外，杜佑在征引文献时，还作了一些注文，这些注文保存了某些古字、古义，对于训诂学和考古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典》虽然是将过去的材料按照一定的原则选择编纂而成的资料书，但我们从他选材、编排以及书中为数不多的序、论、议中，依然可以看到杜佑的思想。比如，他把食货列为首位，说明他重视物质因素，也说明他对社会结构有较探刻的认识，他把撰《通典》的目的说成是“将施有政”，即为现实服务，说明他有眼光，也有政治抱负；此外书中反映出来的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观点，不讲天命而重人事的观点，也都是值得肯定的。

《通典》成就巨大，但也有很多不足，如兵门只讲兵法不记兵制沿革，又如不设经籍门，忽略了文化制度等等。《通典》的这些缺点，在后来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救。

宋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意在会通诸史，总辑一书。因此，其中包括帝纪、皇后列传、年谱、略、列传等。所叙时间断限，各类稍有参差，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自周至隋，二十略由远古迄唐。郑樵在《通志》中对旧史的史料做了重新安排，避免了各自成书造成的重复，可算是《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通史。

《通志》所以能和《通典》、《通考》并列，主要还在于它的二十略<五十二卷)，二十略是郑樵的得意之作，也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二十略有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仅粗粗从分类就可看出，《通志》的内容比《通典》更为宽广，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内容更为充实，这是《通志》最突出的贡献。二十略的体例和《通典》相仿佛，如食货、选举、职官、乐的立目便与《通典》完全相同。地理略的内容也基本与《通典》的州郡、边防一样，而礼、谥、器服合起来就是《通典》礼门的内容。郑樵还兼采旧史之长，编撰了天文、艺文、灾祥三略。只有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等八略是郑樵开辟的新的专史领域。但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六书、七音是否应列入史书尚有争议；都邑、氏族、草木昆虫三略的建立是受到唐刘知几的启发。综观起来只有金石、图谱、校雠三略堪称郑樵的独刨。宋朝是封建经济、文化繁荣的时代，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不能不对“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产生兴趣，同时一些文物的出土。人们开始注意铭文和碑刻这类实物史料对研究历史的作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已为郑樵敏锐地认识到了，并做了较为客观的记载，这是对史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郑樵敢于向相沿已久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抨击流行已久的五行灾异说是“妖学”，并针锋相对地指出五行是物质因素，世界是物质的；他批评自《春秋》以来的史书中的褒贬说是“妄学”，否认褒贬在史著中的作用，认为史家的任务在如实描述历史。这些看法出现在八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郑樵主张“会通”，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他推崇通史，致力于把整个历史的过程记录下来，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为了贯彻“会通”的主张，他撰《通志》时不仅重视文献典籍，同时亲身实践，吸收劳动人民的经验，搜集金石、图谱等资料。

郑樵一生虽切切仕进，但只做过右迪功郎；枢密院编修等小官，所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夹漈山读书、著书。他死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通志》大概脱稿于郑樵临终前不久。后人对于《通志》的评价众说纷纭，大部分意见认为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其它部分因多采于旧史，又有不少错漏，价值有限。这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其它部分除避免各史的重复外，也间或可见郑樵的新意，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好一概抹煞。

马端临吸收了《通典》、《通志》两书之长，撰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马端临认为典章制度各代不尽相同，亦不迥然相异，它们之问有承袭关系，因此，“其变通弛张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这种“会通”思想，正是从杜佑、郑樵那里继承来的。马端临同时认为《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但也有缺陷，主要是分类不眵明晰，去取也欠精审。因此他撰《文献通考》既以《通典》为蓝本，又填补其不足，等于是重新编了一部贯穿古今、统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

《文献通考》类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每门又分于目。其中田赋等十九门，仿照《通典》规模，加以增补；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则为马端临所新加。《文献通考》对《通典》的发展还不仅止此，《通考》中属于食货范围的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八门，它们和礼乐兵刑并列，而在《通典》中，田制、赋税等不过是食货门的子目而已；《通考》中的田赋等属于经济，财政的八门就占了全书类目的三分之一，可见它的举足轻重，这也说明马端临对食货的认识在继杜佑之后又有所前进。马端临撰《通考》不拘于前人的模式，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增添新内容。《通典》将田制与赋税分列，而马端临看到宋代收税的主要依据是田亩，就将田制，赋税合目。又如《通考》中有职役考，而《通典》不但没有这一目，而且也难找到有关的记载，那是因为职役在宋代已经成了剥削百姓的重要手段。《通考》食货门的内容有所增加，而礼的内容有所削减，这都体现出时代的变化。

《文献通考》在分类、编排上比《通典》更为科学，缜密。马端临广览史料，详加考证，仔细甄别，再慎重分类，按时代排比，又在各类后收录前人及宋人议论，末跗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通考》的这种方法是后世历史考据学的先声。由于《通考》选材审慎，分类请楚、合理，材料可信；因此，后人一向对此书评价较高。马端临生活在来末元初，他父亲又曾任宋末宰相，亲身经历了王朝覆灭，异族奴役的苦难，使他既留恋前朝，又痛恨前朝的腐败，所以他力求探索宋代制度的得失。因而《通考》记载宋代制度最详，很多材料为《宋史》诸志所无，这样，《通考》所记有关宋代的典章制度就更加显得珍贵了。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除受其父马廷鸾的陶冶外，受杜佑和郑樵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对待历史的态度，他和杜佑、郑樵一样，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和违反据实记录的褒贬说。马端临不仅用“会通”的观点驾驭材料，而且更注意文献鉴别选择，力图从可靠的文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除此之外，马端临对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对人民的态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看法，可供我们参考。

《文献通考》的撰修年代，史籍无明确记载，据推大概在宋亡二十多年以后的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成书。《通考》卷帙浩繁，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当然，这样一部巨著成于一人之手，自然会有疏漏之处，但瑕不掩玉，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和它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的刊本，大约北宋就出现了，但是明代即已罕见。近入傅增湘曾以双鉴楼宋本《通典》校明大字本，傅校本基本保存了宋本的面貌，是校勘、研究《通典》的佳本。《通志》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一种是元大德三山郡库刻元明递修本，一种是元至治二年福州刻本。《文献通考》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在饶州路付刊，请马端临亲自前往校勘，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元泰定西湖书院刻元明递修本。“三通”在明清两代均有多种刻本，较通行的是清武英殿刻本。目前在“三通”末整理出版前，参阅解放前商务印书馆铅印附索引的“十通”本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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