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及其拓展路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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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记峰

〔摘要〕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兴起是近年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向之一。该学派的萌发经历了长达30年的长时间积淀，期间也引领了国内学界在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并在近年来的历史政治学拓展中走在前列。新时代，政治学“田野学派”也需要在既有发展的基础上，研究领域再拓展，研究方法再延伸，研究重心再聚焦，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契机，从华中走向华南、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碎片走向系统、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在深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政治学“田野学派”的更大贡献。

〔关键词〕田野学派；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D09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3-008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自然村自治与新农村建设研究”（19FZZB01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究”（GD19YDS0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一般课题“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研究”（XYYB201905）

〔作者简介〕吴记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东党建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广东广州510030。

一、引言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因此，新时代，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政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两种研究路径。一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基于理念，即人的理性思考。换言之，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经过人的理性思考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然野蛮生长的。二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他的《政治学》从100多个城邦的历史出发，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分类、进行比较。尽管他有优劣价值倾向，但这种倾向蕴藏在事实比较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事实之上〔3〕。不难看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前者强调“应然”，从理想出发，以理性为据，注重价值规范的内在逻辑；后者强调“实然”，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注重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4〕。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先秦以来的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5〕。也要看到，中国很早就有治国理政的思想，但没有专门探索国家问题的政治学。到了20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才开始在中国兴起〔6〕。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邓小平等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论断提出，作为研究国家和制度问题的政治学要恢复，要补课。由此，中国政治学一恢复，就是以研究制度问题为己任的。正是这个原因，虽然政治学人也开始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等，但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依据文本的规范研究，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和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学问〔7〕。换言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研究，未能深入到广袤的田野，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政治科学研究方面的不足。

真正将政治学从文本带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8〕。在村民自治的研究中，一批学者走出文本，深入农村田野，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通道。这也便是徐勇教授指出的将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聚焦以农民为主的研究群体、形成调查自觉和理论自觉〔9〕。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从领先一步开始村民自治研究，以30多年锲而不舍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逐步由调查自觉形成理论自觉，进而萌发出学派自觉，从而逐步形成了政治学的“田野学派”。2018年，该学派主要领衔者徐勇教授撰文《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兴起，其学术团队创立“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且备受学界关注的“政治学人”公众号也将政治学“田野学派”列为2019年政治学学科发展最被关注的三个新动向之一，这就表明政治学“田野学派”学派的学派自觉已经初步形成，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普遍认可。

作为一个刚呈现出雏形的崭新学派，其经历了怎样的萌发过程，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取得怎样的成就，面临怎样的局限与问题，将来又是怎样的发展走向，这些都需要作出系统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要拉长时间的尺度，放到更长的时空中去考察。回溯中国的田野研究，早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徐勇教授曾指出，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鲜明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10〕。这种历史延续性却在20世纪上半叶遭遇了极大的挑战，面临“断裂”的危险。由此，以认识中国农村为基点，进而解释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农村调查应运而生〔11〕。之后，便有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并且在村民自治研究中心与政治学深度结合。应该同时看到的是，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也由一个贫穷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由一个传统乡土中国转变成为一个城乡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地区大国转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由此，对政治学“田野学派”的考察就要放到新时代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放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来看待，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大需求中来认识。

二、政治学田野学派的萌发历程

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其主要使命就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放大，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12〕。该学派的萌发经历了长达30年的时间，且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重心有所差别，但其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从事实抽象理论、从事实的关联性推导结论的特点却是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坚持与韧性最终成就了政治学“田野学派”。

（一）村民自治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北部的宜山、罗城一带出现了农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管理公共性事务〔13〕。这一群众自治组织的内涵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治理真空”〔14〕，因此而获得高层的关注与认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对此作出积极推动，他曾指出：“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15〕。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者张厚安教授等人成立全国第一家研究农村政治的机构——华中师范大学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重点就是从事村民自治研究〔16〕。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后来邓大才教授进一步将其总结为“三个面向、三个结合、三个服务”，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与农村改革实践相结合、与政府的决策相结合、与研究生的培养任务相结合，为农村改革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培养合格的人才服务。也是在这个阶段，该学术团队发表大量基于实际调研取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成为全国首批百优博士论文，项继权教授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吴毅教授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也入选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于建嵘教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获得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提名。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自治研究也成为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深度融合的典型，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村民自治这一党领导下的亿万农民参与的伟大创造。

（二）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徐勇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由村民自治研究往整个乡村治理领域拓展和延伸，他本人也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水系》总序中提出研究方法上的“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强调实际先于理论，尤其是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裁剪实际生活，认为任何理论观点必须都是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研基础上。在村治研究的同时，从湖北黄梅县水月庵村为期两个月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开始，尝试进行村治实验〔17〕。自此开始，该团队先后组织实施了以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水月实验”、以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岳东实验”及以农民民主能力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南农实验”。其中，南农实验从2006年启动到2011年第二期、2018年第三期，前后历经12年〔18〕。马华教授以南农实验为基础形成的毕业论文《民主学步：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以“南农实验”为例》再次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提出了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平和的心态、深刻的片面、分步的策略。自此，他们开始确立田野调查的最优先位置，强调村治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田野，追求“从农村研究农村”。而在理论建构上，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科学对村治研究形成的带有霸权色彩的学术教条的限制，强调创造性提出自己的假设，进而与国际话语竞争〔19〕。不难看出，该团队从这一阶段已经开始注重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三）“百村十年观察”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这也就需要通过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的系统性持续性调查进行整体把握，从而破解调查成果严重碎片化、零散化的问题〔20〕。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06年开始启动“百村十年观察”，并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铺开，主要是通过在全国选择300多个村、5000多个农户进行定点的持续性跟踪观察，从而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农村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截至2018年，在“百村十年观察”大型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6万多份、6亿多字，完成咨政报告517份，其中400多份被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采纳、转用。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徐勇教授及其团队先后提出了“社会化小农”“家户制”“东方自由主义”等对东方社会极具解释力且可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概念与理论，并推动学界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根基研究方面迈出一大步。与此同时，其学术共同体在深化村治研究的过程中更关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质，尤其是抓住了“农村土地产权”这一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在土地产权与乡村治理、集体产权与乡村治理、林权与乡村治理、矿权与乡村治理、水权与乡村治理、草权与乡村治理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实现了整体性突破。

（四）深度中国调查

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日趋行政化，面临着“山重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而广东清远则“柳暗花明又一村”，将村民自治单元由行政村下沉到自然村。这一改革引起了学界尤其是徐勇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的高度关注，为什么是清远，宗族底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宗族为何能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21〕？在对村民自治“第三波”的研究过程中，历史延续视角下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也由此于2015年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深度中国调查”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从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为主体区域的华南地区开始，每个区域选择若干村庄，由学院教师、博士生和高年级硕士生驻村调研，对村庄的传统形态、历史变迁、当前时态等进行全面研究。截至2018年底，已经完成华南宗族、长江小农等六大区域的调查，形成村庄调查报告242份，共计9680万字，还拍摄116部村庄纪录片。此外，中国农村研究院还同时启动了农民口述史调查，以土地改革、合作化运用、包产到户、土地确权等几次土地制度变革为研究对象完成18523位80岁以上老人的口述史调查，整理口述史访谈资料2.5亿字，尽最大可能抢救了即将消逝的基层社会史、形态史，记录了转型变迁中的中国乡土社会。也正是在“深度中国调查”的基础上，徐勇教授提出“祖赋人权”这一基于中国事实的具有极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与西方建构理性“天赋人权”相对应的是，“祖赋人权”是基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血缘理性而生成的〔22〕。“祖赋人权”的提出标志着该学术共同体在重构中国概念、建构中国理论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也正是在“深度中国调查”的推动下，徐勇教授及其团队对于打破西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先占”优势形成了更强的学术自觉乃至使命感，提出对待西方概念，要在解构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事实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拓展乃至颠覆〔23〕。

三、政治学田野学派的时代使命

诚如徐勇教授所指出的，政治学“田野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农民这一群体，而不是人民整体〔24〕。换言之，虽然政治学“田野学派”近年来也曾往“百居观察”“海外百村”“城镇化”等领域延伸，但其关注的重点还是农村的田野，而没有往更宽领域的“田野研究”“田野调查”拓展。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地方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变革，这就对“田野学派”及其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或者说更大期待〔25〕。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国之治的中国方案，以及中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重大举措，使得政治学“田野学派”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或者说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政治学“田野学派”更大的历史担当。

（一）城镇化视阈下的“城乡中国”

近代百年的中国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取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如何应变〔26〕。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从一个乡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城乡中国。2017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8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52℅。其中，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为85.29℅，深圳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是高达100％〔27〕。即便是农村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处于迅速的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一体化水平比较高。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虽然277个村（社区）中存在主城区与镇区的划分，存在150个村、62个村改居、65个社区的分别，但专业镇发展势头强劲，城乡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都实现了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解。在此背景下，城市已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全国经济总量80%以上在城市产出，劳动力的51%在城市就业，消费的86%在城市实现，投资的90%以上在城市发生〔28〕。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是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的结合，城镇化过程中一是很多农村地区发展成为城镇，二是很多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以深圳为例，截至2018年，其原住民仅30万，户籍人口454.7万，常住人口1302.7万，实际管辖人口超过2200万。基层党建和治理是跟着人走的，人到了哪里，基层党建和治理研究就要跟到哪里，基层治理研究就要跟到哪里。由此，新时代政治学“田野学派”在继续关注乡、挖掘中国之治的历史根基的同时，还要关注城、关照中国之治的未来走向。

（二）现代化视阈下的“中国之治”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大国之治的“中国方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搭建起了制度框架。国家治理制度的构建，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29〕。中国的制度建构，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好的改革形成好的经验，进而上升为好的制度。大国之治的中国方案，还只是构建起了“四梁八柱”，大量的具体制度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建构，需要以中国事实、中国故事进行验证，而且有些制度的建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以村民自治为例，从以自然村为基础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到以建制村为基础规范规制的村民自治，再到建制村之下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30〕，村民自治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于直至今天都未能实现制度的定型。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基层治理也已经走到新的历史节点。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基层管理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萌芽但还尚未完全建立。对于新的基层治理模式，学界乃至全社会甚至还存在着迟疑、徘徊乃至是反复。这就需要政治学“田野学派”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继续前行，为“中国之治”夯实坚实的根基。

（三）全球化视阈下的“先行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深圳期间还赋予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光荣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自此，深圳及整个珠三角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崭新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先行示范”不仅是深圳的使命，更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担当。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来看，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同样要推进的还有生态文明建设，优质生态圈建设等方面的目标，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层治理先行示范提供了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东省的9个地市中，又有很多更具前瞻性、更大改革开放力度的试验性平台，这些平台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借鉴香港、澳门等地社会治理经验、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最好载体与平台。如原属广东自贸区的前海深港社会服务业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等，都是探索新型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平台。此外，东莞设立滨海湾新区，并积极筹建大湾区大学；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则是会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引入港澳管理模式；深圳市罗湖则致力于在全域范围内打造深港社会融合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粤港澳城市大学等推动深港合作的崭新平台。再有，很多示范区内又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华侨华人创新产业集聚区等载体。这些平台是大湾区内开放程度更高的试验田，为探索未来城市模式、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更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四、政治学田野学派的拓展路向

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看，政治学“田野学派”既要回到历史现场，挖掘大国之治的传统根基；又要预设未来场景，研究大国之治的美好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在了全国最前列，并在新时代肩负着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广东特征、深圳特点的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进而为中国之治贡献岭南方案的历史重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更是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充满新的期待。伟大事业呼唤扎实有效的田野研究，伟大梦想需要“田野学派”更大的担当。当然，这也需要政治学“田野学派”本身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与延伸，以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一）从华中走向华南

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均是原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后升格为“中国农村研究院”）成长起的一批学者，虽近年来其学术成员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由此结成了紧密的智库同盟，共同推动“百村十年观察”“深度中国调查”。但恰恰是在华南地区，虽然课题项目较多，但区域性智库同盟力量较为薄弱。华南地区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既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传承最好的地区，又是现代文明发展最好的地区，很早以来就是田野研究的热土，并由此而曾形成了社会史、人类学研究的“华南学派”。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华南尤其广东是再次走在全国最前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也是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建设改革的全方位拓展与延伸，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回答，尤其需要在扎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的政策性研究。由此，新时代，政治学“田野学派”需要一个战略方向上的转向，借助华中师范大学与深圳市合作办学的良好契机，成立“田野学派”的华南学术研究机构，集聚一批聚焦华南地区研究的“田野学派”研究队伍，像当年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等华中地区理工院校师生支持深圳特区建设一样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的建设，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

（二）从乡村走向城乡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城镇化表现为当地人的就地城镇化和外来人的不断市民化。在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甚至在2004年实现了全面城市化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更高质量的“再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底色下，中组部自2017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之后，开始将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这就像需要“田野学派”的研究者们也要将研究的“田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进城”。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成为治理主要平台、美好生活的主要场域，更是因为城市性中所特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灵动的素材。当然，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来看，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是当前的显著特征。转型的过程恰恰是矛盾凸显的时期，转型的过程恰恰是需要及时的理论总结与智力支撑的时期，这都为政治学“田野学派”提供了新的舞台。当然，即便是在深圳，虽然已经没有了农村建制，却仍旧存在农村问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问题、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问题、征地返还的问题，等等，都为政治学“田野学派”拓展城市研究的同时继续深化农村研究提供了足以产生引领全国的先行示范成果的新鲜素材。

（三）从碎片走向系统

回溯整个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发展历程，华南尤其是广东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早在1996年徐勇教授就在深圳宝安驻村调研，敏锐地捕捉到万丰村、壆岗村等工业化进程中的村治新动向，并成为了其博士论文的重要案例支撑。“百村十年观察”项目也在广东选了10个长期观察点。近年来，从云浮到清远再到梅州，从佛山到东莞再到深圳，政治学“田野学派”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横向课题项目的方式深入田野调研，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市民社会最发达地区的时代脉搏。但整体看来，这种研究还是碎片化的，有局部的、片面的深刻，却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认知，这显然与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相适应。由此，政治学“田野学派”应将其在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基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比较性调查经验应用到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研究沃土，制定系统性、整体性研究规划，重点在大型问卷调查、社会基质调研、改革经验总结、口述史研究等方面发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像绣花一样”精细化、精准化治理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

（四）从历史走向未来

起点决定路径，底色决定特色，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需要首先回到历史深处，从中国叙事中提炼中国化理论，从中国叙述中发现普适性概念和框架〔31〕。新时代的中国之治，也需要放到历史长河下寻找它的源泉，在历史进程中深刻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近年来，在“深度中国调查”的基础上，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学者们在历史政治学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知道其过去，便知道今天，知道今天，便可知未来”的思维方式在农村研究中延展〔32〕，而对社会大转型中的中国实际研究不足，对现代化转型后的未来走向研究不够。从自身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走向是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方式是什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路径是什么，都需要政治科学研究作出回答。从全球思维来看，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中国经验是独到的，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但是从中国路径、经验和故事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可交流、可传播、可意会的，要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他者能够听懂的中国之理，让世界听懂中国故事、理解中国道路，而不只是自说自话〔33〕。这就需要政治学“田野学派”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当前走向未来，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及其间的先行示范区、创新创业区等改革创新新平台、新载体就国家治理的未来走向进行前瞻性研究。因此，政治学“田野学派”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既要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又要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

（五）从中国走向世界

新时代，要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要用现代化的思维来思考现代化。政治科学研究当然要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本土化”话语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话语一样，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而且这种霸权对学术探求具有“杀伤力”，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形成对西方的排斥和对本土的偏爱〔3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由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建设，都要放到全球治理的视角下，都要有全球思维与开放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多次强调，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35〕。新时代中国“走出去”的同时，中国研究也要“走出去”，尤其是田野研究要“走出去”。一方面，“走出去”是为了深入研究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先进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无论是先行示范区建设，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借鉴全球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先行经验，而这种研究也需要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而不是选择性的“拿来主义”，只学习其表层的经验，不研究其深层次的运行机理与基础性的社会基质。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这也就需要深入而细致的全球研究，在深刻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对世界的认知，在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进而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2〕〔5〕〔3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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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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