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都市报2024年10月11日发布:房宁：没有条件硬要上，怎能不形式主义？

　　说到国家与社会治理，治理也好、管理也罢，在上面就是一个想法，到下面就是一大片事情。现在基层以及管理界面上的工作任务实在是太多了，这也要管，那也要做，结果事情往往是越做越多。因为社会适应性反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引发新的更多的问题。比如，查堵漏洞的措施往往会成为新的钻空子机会。就像广东人说的，“多只香炉多只鬼”。

　　其次，“最高标准”。

　　标准高，意味着投入的成本要多，最高标准就要有最大投入。但现在哪来的最大投入呢？！至少在基层现在普遍缺乏资源，缺少经费。

　　举个例子。上头说要搞乡村振兴，市要修一条路，得花1000万，但只给镇里300万，另外700万靠“自筹”。一个乡镇政府哪里去自筹那700万？

　　为什么现在地方债务问题突出？提那么高的要求，定那么高的指标，但又没给够钱，结果根本就做不到嘛！没办法，基层政府只能主要靠卖地和借债这两招筹措经费。

　　第三，“最严要求”。

　　现在上边布置的任务非常具体，包括路线图、时间表、各项标准，有的干脆就是下发一个大表格，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要不怎么老是填表呢！可是要知道，哲学上讲“一般”和“特殊”，上级下达的所有政策都是“一般”，而到了基层都是“特殊”。底下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和上面政策一一对应，但现在上头下达任务时配张表，说必须得严丝合缝、一一对应，这不就是用主观裁剪客观了吗？！

　　现在很多政策缺乏灵活性，要求不折不扣，可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工作是可以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具体做工作，要留有一定的余地，要给一定的灵活性，要给执行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否则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还会助长形式主义。

　　最后，就是“最快速度”问题。

　　我们国家很大，层级很多，一项工作布置下来，中间要有时间成本。任何政策都不能急，工作中更不能揠苗助长。种庄稼一定得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做任何事情都考虑时间成本，必须把时间留出来。

　　现在底下搞很多形式主义，是因为他们根本连干的时间都没有。星期一布置，星期三检查，星期五督办，搞得下面疲于奔命，都耗在程序上了，没时间去真正地开展工作。一天不吃不睡也就24小时，上头不断来检查、督办，要报告进度、做阶段性总结汇报，上面来人还要接待，结果工作时间变少了，有的只能应付检查，坐屋里填表。

　　这种情况多了以后，底下也会糊弄上头。我们调研也发现所谓“击鼓传花”现象，大家不断地把上面的东西传下去、把下面的东西传上来，其实大家并不都那么认真，因为很明显，这么多事情、头绪，上报那么多表格或报告，最后究竟有没有人认真去看还是个问题呢！

　　如何切实整治形式主义？

　　布置工作，关键是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说要减少多少比例的会议、文件，这是主观意愿，缺乏根据——过去加了那么多的工作，根据何在？现在减，根据又何在？难道以前这些会是各个层级有意制造的？不是的，那是因为顶格管理的必然要求。如果还是顶格管理，如果还是什么都要管，即使一件事情开一个会，但事多，会议和文件还是减不下来。

　　我认为，还是得针对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来治理，还得改变管理的理念和操作模式。

　　第一，减少管理事项。不是管得越多越好，过了一定限度，管得越多反而越糟糕。政府不能什么事情都管，不能管、管不好的就不要管。管理也包括自我管理，管住自己的手，管住顶格管理的冲动。

　　第二，降格以求。就像体育比赛，我们尽量去争冠军，但不能说不是第一名，就什么都不是。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就是了。

　　第三，量入为出，一定要有成本观念。现在更大的问题不是开多少会，而是要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上头可以提要求，但一定要配给相应的资源，支付相应的成本。底下办事要人手、要花钱，上头提供足够的人员和经费，那再多的事也可以办，再多的会也可以开。

　　第四，留有游隙。要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给底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实际上，基层干部很反感那些一笔一划的规定，认为是对他们的不信任，进而产生消极抵触情绪。既然要让基层办事，就要有基本的信任，就要给基层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下面干部能够结合实际，灵活有效地执行政策。

　　最后，留出时间。做事情不仅要问对不对，更要看行不行得通；在事情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就不能做，要先创造条件才能做。连时间都不留，到下面可不就荒唐了？！

　　管理要讲究科学，而顶格管理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追求最优方案，而是要选次用，降格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