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刊丨承《通讯》而兴的《会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窗口刊物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七家单位的学者共同发起成立，是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是经民政部审批的国家一级学会，现有会员三百余人，主要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学者。

图书简介：

本书收录来自欧美、日韩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论文共13篇。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汇总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欧美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最新研究专题综述；第三部分为魏晋南北朝相关图书书评。全书内容涉及领域涵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综合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整理面世，不仅反映出国内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也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展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反映了研究领域主流、基本问题的讨论逐步深化、细化的趋势，为相关史学研究者及爱好者提供参考。

复刊感言

文丨楼劲

摘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第一卷》

楼劲，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始于《通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窗口刊物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自1984年11月成立起，即决定编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84年11月9日举行的学会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明确了《通讯》由时任副秘书长的童超先生负责，会议《纪要》上还专门说明其“暂为打印。不定期。今后有条件时改为铅印定期出版”。

直至2004年，《通讯》共刊行了十八期，从1986年第三期开始，改油印为铅印，大体上每年1期(1999—2000年空缺)，但仍非正式出版物。1990年第六期至1992年第八期《通讯》的封面页下，标有“准印证”号：Z1541-900541，是其获准成批印刷内部发行的凭据。2001年第十六期至2004年第十八期署有本期责编单位名称，这表明进入新世纪后，《通讯》已不再由学会秘书处一力编辑，而是由其协调相关单位轮流负责《通讯》编务。

1984—2004年刊行的总共十八期《通讯》，包括了各年度研究讨论的热点、重要专题的学术综述、海内外学术动态与交流、书讯书评、重要研究团队的介绍与已故前辈纪念、学会工作及学术会议纪要等栏目和内容。这些都为海内外同仁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成为这二十年相关学术史的重要一笔。作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窗口刊物，《通讯》在学会发展史上自然具有值得被永远铭记的意义，并为我们今天继其统绪，弘其精神，实现其开创之际所明确的定期出版之志垂示了范则。

自2019年诸位同仁筹划《通讯》复刊、定名、编辑、出版等各项事宜，到现在呈于读者面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以下简称《会刊》)第一卷，既是遵循、落实《通讯》所示轨辙成式的成果，更是一年多来相关编辑人员尤其是本卷主编魏斌先生续此创拓而辛勤工作的结晶(写下这些文字时，魏斌及本卷有些作者正为抑制新冠病毒疫情被困武汉城中)，并始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汤文辉、乔祥飞诸位先生的支持、指导，在此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承前启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新现象和新趋势

从《通讯》刊行至第十八期止，到现在的《会刊》第一卷出版，这十五六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学会状态均在随时代演进而日新月异。研究队伍新锐辈出，新资料、新领域陆续涌现和开拓，网络、数据库等工具、技术不断翻新，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丛至叠出，学会工作亦明显变化发展。这种状态或易引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呈现的一波又一波新潮，但稍作比较即可明白，上世纪发生的那几波大潮均在时代社会巨变之时掀起，在众制锋起而源流间出的新思新见中有其关注焦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各家论说所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

当然在此层面之下作为其余波流绪而存在的，也有因外来思潮逐次影响，治学为文后出转精，前贤老去而中坚轮兴等进程所导致的新旧更替。以此衡之，近年以来包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在内的学术新现象和新趋势，似应归为上述后一层面的事态，其主要还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逐渐退出研究一线的更新换代所致，而又有其特定背景。

对于这些新现象和新趋势，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相关领域发展状态的总结瞻望中多有涉及。当前所未有的学术条件与同样前所未有的学术管理交相聚合，又值世风所煽人心浮动，知识分子品性退化而年轻学者处境艰窘亟思求变，这势必会使学界的更新换代出现特定态势，更不必说上一代学者的优长和局限均极为突出，一代新人亦自有其成长过程所染色调，遂使诸多新名新相尤其显得异彩纷呈。

也正因为起于学界代际更替之际，目前出现的新局面，虽不像20世纪历次史学大潮那样，具有响应时代巨变的核心问题和截断众流的里程碑意义，而是承上一波大潮之余，各擅其长地在感兴趣的领域展开更为细密和规范的探讨，却仍可肯定其必将产生的长远影响。

当此之时，同仁之间既甚期待其在学术滩头留下更多足供后人拾撷磨洗的可珍之宝，也就切忌取法乎下，自小其局，而须破除藩篱，秉持大道，开阔心胸，以君子之风共相策励，以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兴于《会刊》：引领风气，见证时代

近年我曾多次申论创新求异蔚为风气之际，学界同仁深思继承与发展之道的空前重要。这一方面是考虑到现代中国不能不在不断变革中前行的特定历程，使得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经常处于批判过去而鄙弃保守的激进状态，学术的新陈代谢也就呈现了讨论主题屡经变换，研究方法反复更替，重点领域大幅转移，重起炉灶过多而沉潜积累偏少，面上的开拓探索远远超过逐层深入研究等态势。但前人业已揭示、触及的长时段历史问题，却只能在持续接力的研究讨论中方可逐渐廓清和推进认识。

另一方面，这也是深感中古史界同样身处以往历次大潮相继形成的惯性之下，对其得失、局限和所存问题却迄今尚乏反思总结。尤其是经几十年来的风云际会和讨论积累，当今学者实已可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清末以来几代学人在中古史上先后揭橥的不少历史头绪，解决其在文化、种族、经济、政治等多个方向上成果累累，却因学派相异、脉绪断续而彼此常有滞碍难通，又大体皆属同一层面的草创初拓而待深入展开、验证等一系列问题。

也正有鉴于此，我觉得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古史界，已尤其需要总结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深思以往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的轨辙，珍惜其各阶段中人同此心的问题聚焦和所获成果，清理其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爱恨交集和断续节点，从而把当下改弦更张、另辟蹊径的创新求异过程，真正建立在综诸前人研究之积累，拓展既往讨论之前沿，增进衔接旧识之新知，培扶古今相通之学脉的起点上。如果说这一事业在以往常因形格势禁而仅凤毛麟角，难以成为众人之识，那么其现在所具继往开来的种种可能、必要和条件，应当说涓流成河，适其时也。

因此，我不仅希望承《通讯》而兴的《会刊》，能够秉持及时全面、足供参考、无可替代的标准，以详实准确超越网上信息，以专业视野胜于一般刊物，以特色专题开扩研究前沿，以学术批评推进学风建设；更期待从事有关综论述评的各位《会刊》作者，在观察思考各领域发展态势之时，尤当纵览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海内外中古史研究的脉绪流衍、成败得失，充分意识到当下我们已再次处于明辨慎择、知所归向的重要路口，使《会刊》诸文足以匡济同仁，引领风气，见证时代，非惟有益一时，且为不朽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