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熊体育2024-10-17 00:18:28发布:仲伟民：茶叶消费如何带动经济发展

由于中国近代茶叶出口剧增，且有较为丰富的材料和统计数字，因此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探讨茶叶的外贸市场，相对来说国内贸易研究较少。但是，如果要对中国近代茶叶贸易有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国内市场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因为如果没有国内市场作为基础，要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外市场需求是不可想像的。总的来说，19世纪中国国内茶叶市场是继续发展的，具体表现为茶叶市场的扩大、交易量的增加、茶叶市场中心的形成、由茶叶生产和贸易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中国饮茶传统历史悠久，饮茶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更成为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茶叶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城镇和南方，饮茶之风尤盛。这决定了中国茶叶市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是研究国内茶叶市场应该注意的地方。尽管相关材料尤其是统计材料较为缺乏，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分析和推断。

中国的茶叶产地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以及福建、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除满足当地消费外，主要外销到北方诸省市及边地。向外地销售的任务主要是由三类商人来完成的。一是安徽、福建商人，以经营安徽祁门红茶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茶叶行销四方；二是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以经营边茶为主，茶叶行销康藏；三是晋商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尤以晋商实力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我国实行茶行制度，这些茶商具有一定的专利权，因此利润丰厚，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

茶马古道文物

徽商自唐宋两朝就有经营茶叶市场的传统，并成为徽商几大行业（盐、典、茶、木、粮、布等）中非常重要的一行。在西北茶叶贸易中，徽商虽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但他们却已经牢牢控制了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北等地的茶叶贸易。徽商借助低成本的水运之便，将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使自己在北方茶叶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处于优势。从18世纪起，很多徽商改由海路运输茶叶，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缩短运输时间。

他们先将茶叶运至上海，然后雇佣轮船将大批茶叶集中运至青岛、烟台、天津、营口等处，再分销各地。徽商北运茶叶规模很大，以满足北方茶叶消费的快速增长。嘉庆时一艘为徽商运茶的轮船在返途中遭遇飓风，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船上人称：去年（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六日，徽州茶商冯有达雇佣他们的轮船，在上海吴淞口装入茶叶835包，八月一日运至天津。当时内销茶多用篓袋包装，每篓重量多在60斤左右，可知冯有达一次运茶即达5万斤左右，规模非常大。

在嘉庆末道光初，政府虽然一度曾经禁止海运，但因为北方茶叶需求持续增长，而运河运输能力有限，陆路运输成本又太高，所以这项禁令不久便被取消。道光五年（1825）上谕称：“江省江海关向准茶叶出口，运往北省销售……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清宣宗实录》卷18，道光元年五月丁丑。海路运茶一事竟然引起道光皇帝的关注，可见茶叶在京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重要性，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日用消费品了。

《清史稿》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对茶叶的需求更是不断增加，上至宫室皇帝，下至里巷平民，茶叶都成为其生活中的必需品。比如乾隆皇帝喜欢饮龙井新茶，“高宗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慈禧太后则喜欢以金银花泡茶，“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

北京城区不仅茶行很多，而且茶馆林立，每年的消费量都很大。北方人喜欢花茶，花茶在北方各地的销路非常好，因此徽商销往北方的茶叶一般都先在南方（主要在福建）窨制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茶，然后再从海路运至北方。同治年间，歙县人吴景隆在苏州开设“吴世美”茶店，信誉极好，他不仅在当地销售和批发，而且还窨制花茶销往北方，每年行销量达30—40万斤。另一歙县人吴炽甫也专门从事茶叶内销，他在徽州、杭州等地收购毛茶，运至福建，在自己开设的“同德”茶厂中窨制花茶，然后由海路北运，行销于直隶、山东及东北等地。他在北方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茶庄、茶店经营零售业务，如在北京就设有“存瑞”“聚星”“源成”“德润”“肇祥”字号，在张家口、宣化分别开设了“德祥”等字号。他经营茶叶的资本多达200万元，号称歙县南门首富。

茉莉花茶

江南尤其是在江苏、浙江两省，徽州茶商最为活跃，这首先是得益于地理之便以及经济上的相对发达。浙江与徽州水陆相连，交通极为便利，自屯溪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可将茶叶直接运抵杭州；在杭州转运河，北运至苏州，或经上海港转海运，然后再分别销售至全国各地。在苏浙两省的茶叶经销中，徽州茶商实力最强，行号最多，从清朝至民国，这种格局没有变化。除了北方及沿海地区，徽州茶商的势力还延伸到了内地甚至边远地区。

安徽徽商馆

徽商主要经营着华北、华东及华中等部分茶叶市场，晋商则主要经营着西北部及北方的大部分市场。茶叶贸易对晋商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大晋商都或多或少与茶叶贸易有关。茶马贸易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基本停止了，但西北茶叶贸易却并未停止。到乾隆末年，兰州成为西北茶市中心，晋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山西乔家大院

随着茶商实力的增强，各地相继成立茶叶公所之类的行业组织，这些组织在茶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市镇或地区往往因为某一特殊商品而得名乃至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比如清代扬州即因聚集了大批盐商、成为盐的集散地而发展为大城市。同样，国内茶叶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一些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很多茶叶市场中心。研究表明，至迟到明代中期，茶叶作为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仅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著名的茶叶市镇就有东坪（长沙府安化县）、硒洲（长沙府）、乔口镇（长沙府长沙县）、黄沙坪（长沙府）、长寿（岳州府平江县）、晋坑（岳州府平江县）、浯口（岳州府平江县）、津洋市（荆州府长阳县）、汉口镇（汉阳府汉阳县）、羊楼峒（武昌府蒲圻县）、新店（武昌府蒲圻县）、吴城镇（南昌府新建县）、河口镇（广信府铅山县）等。上述茶市都有很大影响。

清代安徽屯溪的繁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里是茶叶的主要贸易地点和中转站。屯溪地理位置很优越，杭州及严州府（治今浙江建德东北）的大船均可泊此载货，而屯溪以上河流太浅，不能通航，屯溪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转地。该地商人收买临近地区生产的茶，不仅包括钱塘江流域的茶，而且包括长江流域某些地方生产的茶。此外，还从婺源贩运大量的茶到屯溪。至19世纪中期，屯溪的茶叶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该地人口亦达到了15万之多。

五口通商以后，这里的茶叶贸易进一步繁荣。从新安江运至杭州转往上海的绿茶，几乎全部是在屯溪装运的，另有大量绿茶运往广州。茶叶贸易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徽商岁至粤东，以茶商致巨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清代屯溪拥有“茶务都会”的美称，这里号称“无船三百只”，最盛时有千余条船。

湖北汉口作为茶叶市场交易中心的历史更早。《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唐代太和年间，商人贩运川茶，开西北茶市，政府见有利可图，便严禁私贩，设茶马官，由官府专卖，并大力提倡各地移种川茶。羊楼峒植茶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即闻名遐迩的“峒茶”。汉口在唐代就有面向全国的茶叶市场。明代以后，汉口很快就在长江下游茶叶向全国流通的市场网络中担当起重要角色，从17世纪后期开始，茶叶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的龙头。在18世纪国外茶叶需求增长的同时，国内茶叶消费也迅速提高，全国茶叶贸易额大概增加了3倍。

这种需求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华中的产茶区，即湖南省和湖北省南部地区，汉口因其在国内茶叶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也随之由运输中转地转变为区域集散中心，吸引了大批商人来到这里。《汉口山陕会馆志》记载，至光绪年间，山西榆次常氏家族在汉口至少设有12家商号，其中经营茶叶贸易的就有7家，资本雄厚。在19世纪中期以后，汉口的茶叶贸易主要面向国外，成为近代中国7大茶埠之一（另外6个是：上海、福州、九江、广州、厦门、淡水），发展为国际性大都市。汉口在国内茶叶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

江西河口镇（今江西铅山）是清代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市镇之一，该镇位于信江与铅江交汇之处，是通往福建、浙江的交通要道。在19世纪中期，该市镇已有大约30万居民。河口镇临近福建产茶区，水上交通便利，是红茶贸易的一个大市场。中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或者是收购茶叶，或者是把茶叶运往其他地方。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来来往往的运输船只非常之多。尤其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禁止茶叶海运后，凡外销茶一律从内陆运输，河口成为当时外销茶运输的必经之地，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茶叶先汇聚此地，然后再分拣和转运。与沿海城市相比较，上海是靠近海岸的大商埠，河口镇则是靠近西部腹地的大商埠。清代的河口镇以“茶市”而名列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其名声堪比瓷都景德镇。

不仅在南方有繁荣的茶叶市场，北方城镇中的茶叶市场也发展很快。比如山东临清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最为繁盛，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及运河运输功能的削弱，该城一度衰落萧条，至乾隆年间又逐渐恢复，但已达不到明代的水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代临清市的茶叶市场还是非常繁荣的，茶叶店数量很多。据《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记载，乾隆年间临清市大的茶叶店就有28家，小的茶叶店更多。

不过，尽管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但在19世纪中国仍然有茶叶进口的现象，这一点颇令人称奇。向中国出口茶叶的国家有两个，一是日本，二是印度，都是19世纪与中国进行茶叶竞争的对手。前者抢夺了中国对美国的市场，后者则抢夺了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英国。他们除了参与竞争中国的海外市场，还竞争中国的国内市场，可见中国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所面临的的严峻形势。

日本很早就向中国输入茶叶，到19世纪后半期，输入中国茶叶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其原因“无疑是由于恢复了从价征税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显然影响了中国茶叶并使之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供本地消费而输入天津的中国红茶和绿茶都减少了”。据统计，日本输入天津的茶叶由1889年的4843担增加到1890年的8363担；同时，日本茶末也由1010担增加到1304担。一般情况是，中国零售商把日本茶叶与中国茶叶混合起来，当做中国茶叶出售。这可能是因为日本茶叶成本较低，从日本到天津的海上交通又非常便利，因此大量日本茶叶销往天津及华北。之所以当做中国茶叶出售，则可能因为日本茶质量不高，中国人也抵制购买日本茶。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印度，印度利用地利之便与英国图谋西藏的阴谋相结合，把印度茶叶大量销往西藏。川茶销藏历来是一个可观的数量，政府亦由此征得数目不小的茶税，“川茶销藏，岁约征银十数万两”。而到光绪年间，川茶遭遇到印度茶叶的激烈竞争，并且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光绪十九年（1893）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奏：“印茶入藏，恐商民失业，饷项短绌。”他们提出要限制印度茶叶对川茶的冲击，具体办法是，依照英国本土征收进口中国茶叶收税的标准，来征收西藏进口印度茶叶的税收，即每百斤征税银10两，而目前只“每百斤征税银二两五钱”，认为“惟有援彼国之例，重征其税，则印茶无利可图，不至碍川茶销路”。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本文摘自仲伟民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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