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鲜剧2024年10月13日发布:《卡尔维诺年代》：解开文学大师的创作秘密

我是两岁时随父母从天津中心市区下放到农村的，地点在东郊区（现东丽区）小东庄公社务本大队。那是1970年，国家号召把一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改变农村的知识结构。我父亲是天津市外贸局的一级翻译，熟练掌握三门外语，下放前多年都是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首席翻译。下放到农村后，他先是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被调到当地一所中学的高中做英文教师；我母亲下放前是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下放到农村是背着红药箱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

我从记事起就认定自己是个乡下孩子，但和其他乡下孩子还是有很大区别。首先是刚到农村时家里条件还比较好，我父亲虽下放时被大幅减薪，但他依旧是当时全东郊区月薪最高的，每月105元。当时虽然卖了很多家具，但搬到乡下的那些老家具在乡下很打眼，与农民家庭对比还是鲜明的。我父母是40多岁的时候有的我，我只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十四岁，她很早就工作了，在当时，一家四口只有我一个“吃闲饭”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在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因病去世，而我母亲很快也得了重病，1978年提前病退，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在乡下，好几年住的都是土坯房，有三大间，还跨着一间柴房，不远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每天生产队的大喇叭会在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每这时我就会跑到麦田边上的一架磨盘上，瞭望残阳似血，莫名激动。从那时开始，我成了一个耽于梦想的孩子。那时候的小学是五年制，五年我换了四所小学，甭管换到哪上学，课间都会把自己想象的故事胡涂乱抹到一个个本子上。

因家庭原因，初中毕业我上了职校，十六七岁进了大国企。进厂后又被推荐出去上学，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直在变化中曲折向前。在工厂里团委和工会都干过，后来一直在计量科。我是二级计量员，每天穿着白大褂，在防尘的试验室里给百分表和千分尺做检验。后来到报社，又到机关办杂志，身份一直在变，一直没变的就是写作。

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一个人负责跑天津市的12个涉农区县。天津市有3700多个村，我跑了500多个。这对我的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让我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有各级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每天都能听到各种新鲜事儿。出去采风，我更喜欢到艰苦偏僻的地方，去西藏采访援藏干部，去河西走廊采访老知青，去长城沿线采访长城保护……1998年长江大水，我和广州军区舟桥部队一起顶着第五次洪峰乘冲锋舟冲上了决口大堤；我还沿着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军足迹，从修水顺罗霄山脉一路到井冈山……这些经历对于我的写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7岁发表小说处女作

闯入天津文学圈

姐姐因为工作单位远很少回家，从小我就和母亲一起生活，有点儿相依为命的感觉。每天都是她看她的电视，我看我的书。我15岁开始给报刊投稿，那时胆子特大，无知者无畏，记得连中国社科院的学报、北大学报我都投过。最早发表我文章的是《天津青年报》，那时候报纸发作品经常会在文章末尾加上作者的单位或就学的学校，对年轻作者尤会如此。我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学校的教务处长就把报纸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宣传栏内，可见有多重视。一方面说明那时人们很欣赏自己身边的写作人才，另一方面说明那时报刊的影响力很大。

有一次我正在上课，老师说外面有人找。出去发现是两个陌生成年男子，他们说是天津作协领导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豆腐块”，委托他们来联系我，让我参加作家协会的活动。当时他们两位也都是业余作者，如今都已成为国内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了。当时的天津作协在平山道上，第一次去我还不到16岁，接待我的是当时的作协秘书长马丁。他跟我说，天津作协正在打造文学创作梯队，第一梯队的人最多，有二三十位，第二梯队有三四位，“狄青你就算第三梯队吧，暂时就你一个。”

当时上海的《萌芽》杂志在国内影响力非常大，有一个时期，它每期都推出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青年作家专号”，比如“陕西青年作家专号”“北京青年作家专号”等。《萌芽》准备搞一期“天津青年作家专号”，由天津作协负责向全市征稿，当时从全市共征集到230多篇短篇小说，由天津作协派人送到上海《萌芽》杂志社。经《萌芽》编辑的认真选稿，选出来20篇作为发表备选篇目，并由《萌芽》杂志牵头组织改稿会，组织这20位作者集中修改各自的小说稿件。这20篇里就包括我的小说。后来《萌芽》杂志从中选出10篇较为满意的稿件准备刊发，还包括我的作品。但“天津青年作家专号”在刊发前因故调整，改成了“天津青年作家小辑”，只能同时发表5篇作品，而被保留下的这5篇作品里依然有我的小说。记得那时我刚过17岁生日，虽然之前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小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但我还是把这篇小说视为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我的小说处女作。也正是这次《萌芽》选稿，让天津的文学圈认识了我、接纳了我。

那时资讯相对闭塞，没有网络，不要说手机，即便是座机也远未普及，但天津的文学圈很快就传遍了──有一个叫狄青的小孩儿写东西很厉害，甚至被冠以“神童”之说。仿佛是一夜之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孩儿“出来”了。说“出来”肯定也不是，但势头的确还是不错的，国内有些刊物开始找我约稿，我的小说相继在《星火》《广州文艺》《作家》《长江文学丛刊》等国内较有影响的杂志发表。记得当初我在吉林《关东文学》杂志发小说头条的时候才19岁，小说栏目排在我下面的有格非、洪峰、韩东等这些后来的大家。我18岁那年在《天津文学》上发表的组诗《只是一个瞬间》被当年《文艺报》总结国内全年诗歌创作时专门提到。19岁的时候我在《天津文学》发表头条中篇小说《都市游魂》影响比较大，直到今天，有老一点的读者见到我，还能背出我小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

换个角度阅读卡尔维诺

感受经典文学与著名作家

《卡尔维诺年代》是我的第十本书，也是第一本专门谈论外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的书。就像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的，我在写作伊始主要阅读的是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在我年少时比较火的外国现代派文学。那个时代，很多人阅读很疯狂，文学青年对哲学、美学的喜好甚至超过了对文学本身，他们经常会把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这些名字挂在嘴边。我记得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刚出版时，有的书店门口竟然有排队购书的读者，这放在今天完全不可想象。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外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弱。《卡尔维诺年代》这本书实际上不仅是谈卡尔维诺的，里面涉及的外国著名作家有50位。当然，写卡尔维诺的篇幅最长，有万余字。而且对于卡尔维诺，我的观察点和他人有所不同，我更乐意从他的成长经历，比如他后来被迫参加法西斯青年组织以及之后加入丛林游击队入手，来探讨他的故事的形成还有他的梦想。对于卡尔维诺的小说文本，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研究探讨得并不少，我们需要的是换一种角度和方法。简单说，其实我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坛巨擘都是怎样炼成的。

《卡尔维诺年代》这本书评点的作家皆享誉世界文坛，所述文学现象也颇具讨论性，属于文学热点话题范畴，不同的是，我喜欢从细节入手探察文学大师的创作隐秘以及作品所揭示的内涵。可能与我个人读书的癖好有关，我不太喜欢用学院派的视角，也不太乐意为了深奥而深奥，所以在保证论述精准的同时尽量做到文笔诙谐、行文的方式不累，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希望通过《卡尔维诺年代》这本书能够引领读者以轻松的心态，用相对较短的时间感受经典文学与著名作家的魅力。

除了卡尔维诺，书里我还谈到了托尔斯泰、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毛姆、普鲁斯特、格雷厄姆·格林、塞林格、凯鲁亚克、三岛由纪夫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也谈到了村上春树、帕慕克、雷蒙德·卡佛、J.K.罗琳、麦克尤恩等这些晚近的作家。也有一部分是对文学现象的剖析和批评。我往往都是把一个作家的作品、生活、逸闻等结合起来一起谈，这倒并不是刻意为之，因为在阅读外国作家作品时，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找他们的一些文论、随笔甚至逸闻来参考着读。比如，我在阅读海明威的时候，就经常把他那本写自己在巴黎生活的自传《流动的盛宴》放在手边，会对照着看。还有他第一任、第二任妻子写的有关他的回忆录。对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太宰治、奈保尔等作家也是如此。这样读貌似有一些费事，但所得到的收获抑或阅读体验却是多重的。经常有人会说，喜欢吃鸡蛋，何必去关注是哪只鸡下的呢？这话有道理。但就像我们的食品安全最讲究追根溯源一样，去探讨和关注是何种思想和经历促成一个作家会写出某一部作品，不仅是了解一个作家的重要方式，也是避免误读和曲解的最有效的办法。（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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