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部级权色巨贪，“潜伏期”长达21年

触目惊心的数字，在董云虎37年的仕途上，从事宣传工作的时间超过20年。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落马前夕，董云虎曾多次公开露面，最后一次是落马前两天。当时他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调研，与专家学者座谈交流，鼓励专家们“为上海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随时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董云虎，自己却是个巨贪。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宣判时公布了他的犯罪事实。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23年，董云虎利用担任中央外宣办七局局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土地出让、企业经营和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8亿余元。

董云虎在法庭受审

在21年的时间里敛财近1.5亿元，董云虎是通过什么手段捞到这么多钱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董云虎长期担任宣传部门的领导职务，有一定的审批权和人事任免权，在审批项目、提拔干部的过程中，他可以直接进行权钱交易。“在融资贷款、土地出让、企业经营等看似与宣传工作不直接相关的领域，他作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在决策过程中施加个人影响，或者与利益相关方交换‘资源’。”任建明说。除了敛财，董云虎还有更多见不得光的行为。去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通报了董云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其中包括“将政协委员资格等私相授受”“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长期占有公物，由他人支付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贪婪无度，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等。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董云虎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曾是专家型官员，公开资料显示，董云虎出生于1962年12月，浙江仙居人，1979年考入杭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读本科，1983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读硕士。1986年毕业后，董云虎参加工作，成为中央党校进修部组织员，一年后便被提拔为中央党校马列所一室支部副书记，之后多次晋升。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心是在学术领域，凭借专业背景和职务资源主持翻译了多部人权方面的著作，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1994年，董云虎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仕途生涯也迎来了一个重要机遇——他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马列所人权研究室）主任，负责推动中国人权研究。两年后，他被提拔为中央党校马列所副所长兼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此时刚满34岁。1999年，董云虎调入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担任七局局长。在外界看来，这是他正式转入政界的标志。在七局局长的岗位上，董云虎工作了整整10年。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编撰了《中国人权年鉴（2000—2005）》，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情况。

落马前的董云虎

2009年，董云虎晋升为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他首次到地方任职，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5年7月，董云虎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1月，出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跻身正部级；2023年1月，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然而，履新仅半年，他便落马了。2023年7月12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董云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中共二十大后被查的首个正部级官员。消息发布后，上海市委常委会连夜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对董云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我办你的事，你办我的事”，很多人注意到，中纪委在2023年共打掉了3个正部级“老虎”，除了董云虎，还有已退休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以及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孙志刚于去年8月被查，今年2月被开除党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他的违纪违法问题包括任人唯亲、违规多占住房、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大肆收钱敛财，等等。

韩勇于去年10月被查；今年4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他的违纪违法问题包括任人唯亲唯利，卖官鬻爵；违规低价购房；违规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家风不正；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等等。对比董云虎、孙志刚、韩勇的违纪违法问题，可以发现很多共性。任建明认为，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道路上，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官员腐败不仅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难题。一般来说，中国官员贪腐的传统方式是权钱交易，即‘收钱办事’，但随着中央打击和惩治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官员开始采用权力交换的新方式搞腐败。”任建明解释，这种贪腐方式会尽量避免金钱交易，以免留下证据，“我有我的权力，你有你的权力，我办你的事，你办我的事，中间不涉及金钱”。这种贪腐方式的隐蔽性相对较高，调查、取证的难度比权钱交易更大。“董云虎的腐败时间跨度长达21年，‘潜伏期’如此之长，值得反思。对于贪腐分子，如何早发现、早查处？我认为在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群众监督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我们对贪官的惩戒力度也应进一步加强，不能让其有侥幸心理。打击贪腐，应像打击毒品一样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任建明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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