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三大重要成果

费孝通于1988年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这段表述揭示了三点。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故此，民族认同意识有两个层次，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力量起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对此，林耀华评价说，在这篇讲演中，费孝通运用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深刻追溯了中华民族格局的成因并指出这一格局的最大特点，即一体中包含着多元，多元中拥戴着一体，“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他还指出：“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我才深深感到‘多元一体’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大有益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

关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国家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国家的发展同样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宗周社会礼乐文明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高度评价西周“一统天下”的建国规模，并强调以周公为代表创造的西周礼乐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巨，成为促进国家统一向前发展的意识形态，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以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猛，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文化认同理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瞿林东主编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文化认同，实质上是中国各民族加强融合的趋势和全国多民族统一不断推进，在文化上和民族意识上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精神纽带。所谓认同，应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本民族的历史与全中国不断推进统一的历史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二是认同中原先进文化，由此形成中华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形成多民族统一不断发展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基础。中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又汇聚了中国其他各民族的智慧而共同创造的，是几千年民族不断融合的成果，是各民族优良传统和宝贵智慧的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前进的方向。

在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成得很早，多民族的统一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趋势，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期已开始显示。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是起到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民族。而汉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故梁启超称汉族系“混血”而成。历夏、商、周三代，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开始奠定。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相继消失，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该书展现了几千年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全景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理论

“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理论，对认识近代社会运动的本质有重大意义。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110年的历史具有极不平常的意义，中国从社会衰败到像巨人般屹立于世界东方，其间走过的道路波澜壮阔而又腾挪跌宕，问题异常复杂。如何总结其演进的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不但对于科学地说明这百余年间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对于正确回答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都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这一课题的探索，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索，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

20世纪50年代是第一次热潮。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后引起学术界的讨论，有多位学者发表意见，都是以1840年至1919年有过几次革命高潮为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胡绳的三高潮七阶段说；章开沅的三阶段说；范文澜的四阶段说。当时正处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刚刚结束之后，学术界讨论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时，更多地重视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条主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界解放思想，现实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带来直接的启发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进程这一线索自然地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因此，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讨论的第二次热潮。至此，时代环境较前已大有不同。一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总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二是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大大拓展，过去基本上偏于政治史的探讨，至此则由政治史推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因此，学者们的探索有了新视角，提出了新观点，主要特点是强调应当重视近代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和推进近代化这一基本线索。

李时岳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因此，应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发展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陈旭麓划分近代史线索的着眼点，是在坚持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特别关注其过渡性特点和近代化由萌发到逐步壮大的进程，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微弱发展与逐步成长。

刘大年则提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革命高潮视角和近代化视角两种观点的整合。他把整部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他论述说：这两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可以认为，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考察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论述更加全面，能够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因为它不仅坚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经近一个世纪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检验、证明其正确性的理论，而且吸收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故此，可以视为学术界经过长期研究和讨论取得的重要成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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