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网2024年10月14日发布:明代中国的火器发展及其战术演变

朱棣是明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在其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一生中，靖难之役同样是个绕不开的大事件。在靖难之役中，有这样一位将军曾给予朱棣以沉重打击，他就是盛庸。在东昌之役中，朱棣所部“为（盛庸）火器所伤甚众”。朱棣所部的精锐因此“丧失几尽”。在朱棣的军事生涯中，东昌惨败为其少有之经历。盛庸所部让朱棣深切领教过火器的威力。朱棣因此对火器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有了深入的认识。靖难之后，朱棣登基，成为永乐皇帝。他立即组建了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神机营。关于朱棣所创的神机营。张明杨曾高度评价道：“”神机营的组建代表明军的火器装备已经走到了同时代全世界的最前端。”无独有偶，钟少异曾赞誉道：“到了明朝永乐时期，开始于北宋的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由此看来，明军装备的火器不仅有着量的优势而且有着质的优势。这批在当时看来堪为先进的武器大量装备于明军，这不仅能够增强明王朝的军力，亦会为明军的战法带来积极的改变。

忽兰忽失温之役为明军新战法的典范之战。

永乐初年，蒙古瓦剌部崛起于漠北。随着其实力的增强，瓦剌屡屡攻击、吞并其周边诸部。借着朱棣北伐予其有利时机，瓦剌之汗马哈木曾袭破阿鲁台，击杀元主本雅失里并获“故元之传国玺”。朱棣北伐为草原留下了权力真空，瓦剌乘机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作为草原新霸主的瓦剌不自量力地挑战着大明王朝的霸权，为宁靖边塞。朱棣再次决定御驾亲征。朱棣率部深入漠北驻跸忽兰忽失温。在此明军遭遇了瓦剌的骑兵主力军团。此时马哈木祭出蒙古骑兵的传统战法向明军发起集团冲锋。基于此朱棣令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率神机营“以神机铳当先”。柳郑二人充分发挥火器的打击优势，“铳发，声震数十里，每矢洞穿二人，复中傍马，皆立毙”。此时瓦剌骑兵以轻骑兵为主，自然无法撼动火铳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在火铳的强力打击下，瓦剌骑兵出现“散乱"的迹象。朱棣抓住战机，立即“亲率铁骑弛击之”，最终大破马哈木的骑兵主力。忽兰忽失温一战充分展示出由朱棣所创造的；被明军屡试不爽的一经典战术。这一战术即是炮骑协同作战。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野战之初，由装备有火铳的神机营居前，遇敌冲击，神机营依靠手中火铳予敌以重大杀伤，挫其锋芒，然后骑兵再伺机而动。

在这过程中，火器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在永乐一朝朱棣对火器表现出了极高的重视度，火器亦获得显著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从朱棣赏识的“好圣孙”宣德皇帝起直迄正德皇帝，在这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火器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表现，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依。”打破这停滞状态的是一场外患。

正德皇帝崩后，其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皇帝。嘉靖之时的中国边患严重，出现了“南倭北虏”的严峻局面。其中的“倭”不单指日本人，亦包含今之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海峡，破坏我国的朝贡体系，在我国沿海地区“久留不去”并“剽劫行旅”妨害我国商民的合法经济活动。他们“掠买良民，筑室为寨。”侵犯我国沿海居民的基本人权，妄图在我国长久窃居下去。为打击葡萄牙的狼子野心，明廷决意进剿“寇新会之西草湾”，令“指挥柯容、百户王应恩御之”。明军最后大破葡萄牙人，“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位官佐。并缴获其轻型火炮，共计20门。这些火炮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佛郎机（如下图）

。佛郎机（如上图）“代表了欧洲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火炮制造水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比之明军装备的火铳，更是超越了一个时代。鉴于佛郎机的强大火力，西草湾之战的中方指挥官汪鋐向嘉靖皇帝提议，在沿海地区“盖墩台”确立起“五里一堡，十里一墩，大小相依，远近相应”的立体防御网。在这些墩台城堡中普遍装备佛郎机。嘉靖皇帝欣然采纳了汪鋐的建议。这大大刺激了明王朝对火器的需求。嘉靖皇帝顺势而为，命令有司迅速开展仿制佛郎机的工作。此次的仿制工作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在西草湾海战之后的第二年，“首批国产仿制佛郎机就在南京下线”，（张明杨《纸上谈兵》P257）明军在此后掌握了数量可观的佛郎机。经过数年的仿制，明朝已生产出三四万门佛郎机——这数量依然已冠于全球。嘉靖皇帝于是将这些佛郎机大量装备于九边地区的明军，以期应对当时严重的外患。随着仿制工作的深入推进，佛郎机得到批量的生产，逐渐取代了火铳的地位，成为了明朝火炮的制式装备。

随着佛郎机在嘉靖一朝的迅速普及，当时的一位伟大的将军对这一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戚继光。李硕曾在《南北战争三百年里》提到：“从抗倭时代开始，他（戚继光）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乘着佛郎机迅速普及的东风，戚继光将佛郎机大量装备于戚家军中。随着装备的改进，戚家军的战法自然亦得到升级，戚继光北任蓟辽总兵后，逐步放弃了鸳鸯阵法，根据自己部队里配备有大量火器兵与战车兵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战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将此战术形容为：“步军军官的各兵种协同。”在这一战术体系之中，战车兵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利用鹿砦与配备有佛郎机的战车部队组成一个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方阵，骑兵、步兵、火器兵等诸兵种在这方阵之内（如下图）

，一遇敌之骑兵，戚家军即结成上述的防御方阵（如上图），利用车兵来抵御敌方骑兵的冲击力，并依靠战车兵手中的佛郎机来给予敌方不断的杀伤，一待敌方攻势受挫，或其队形出现散乱，方阵内的诸兵种立即就整队出击，予敌以重创。

戚继光创造的这一战法并未像其之前所创的鸳鸯阵法那样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戚继光的“步军军官各兵种协同”的战术最终未出现在战场上。但这一战术并非“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一战术出炉后不久，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即“放弃了骚扰政策，并立誓不再入犯”。时任兵部尚书谭纶曾对此高度评价道：“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即戚继光）之事已毕。”《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戚继光的“步兵军官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正是实现了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状态。由此观之，这项战术要比那些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战术更为璀璨夺目。

俺答汗之所以放弃对明朝的袭扰，不仅仅是因为忌惮戚继光创造精妙的战术。还因为辽东李成梁对其主力的牵制。李成梁的武功之盛不亚与他同时代的戚继光。在他打造下的关宁铁骑一度横扫辽东，为他建立起累累军功，然在他帐下有一名亲兵亦随他的功业不断成长，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李成梁逝后，努尔哈赤解除封印，以“七大恨”告天，十三副遗甲起兵，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并在萨尔浒之战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大破明军逆转辽东战局。萨尔浒战败的消息南传至北京城，传进徐光启的耳中。徐光启忧心国事，与好友李之藻南下至澳门，向葡澳当局购置四门火炮，三年后，明王朝亦循这一途径购置了三十门火炮，这些火炮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红夷大炮，与佛郎机相比，红夷大炮“在射程、杀伤力、安全性、射击精度方面又有了全方位的提升。”红夷大炮又超越了佛郎机一个时代。在明朝购置到这30门红夷大炮后，把其中的11门运往山海关，应付辽东的战局。这11门火炮中的若干门装备在宁远城头上，后来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正是运用这些大炮，挫败了后金军的攻势，击伤了努尔哈赤。是役后，一种新的战法出现在丹青史册中，即“凭坚城，用大炮”。依靠这一战术，袁崇焕不仅让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无功而返，而且令皇太极兵败于宁锦之战。但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此时的大明王朝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再好的武器与战术亦无法挽救这个政权了。1629年，凭借着袁崇焕首创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袁崇焕所率的关宁铁骑，击退皇太极的主力，解了北京城之围。最后袁崇焕并未获赏，而是遭遇了寸碟的酷刑。袁崇焕逝后的十五年，下令凌迟他的那位皇帝最终自缢于煤山，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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