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的德国：9月企业破产数量同比涨34%，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再被下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危机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影响了德国的民生供应，也对该国的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大掣肘。”作为制造业立国的国家，德国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医药、汽车、机械制造和电子电气都需要极大的能源支撑，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要更为明显，其中化工首当其冲。

此前几日，德国政府宣布拟投入2000亿欧元应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不过这一巨额能源计划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中引起了争议。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认为，德国的这一能源计划破坏了欧盟统一市场，欧盟的能源政策不该由一家说了算。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表示，“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提供此类援助的预算能力”。

“在其他成员国看来，这可能会产生不公平竞争。不过对于德国而言，如今称得上生死攸关的时刻，经济援助十分重要，即便在争议声中可能会作出一些调适，但基本的援助方向不会改变。而且，德国经济转衰其实也会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丁纯表示。

存亡之际？

伴随着欧洲能源危机的愈演愈烈，德国企业的“寒气”也正在呈现出来。

上月，德国知名卫生纸生产企业Hakle宣布进入破产重组程序；作为德国车企巨头，大众汽车的一位采购主管近日表示，若天然气短缺持续至今年冬天之后，转移生产将是公司的中期选择之一；今年二季度，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的能源成本同比暴增8亿欧元，由于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巴斯夫对于明年的支出计划制定也显得犹豫......

巨头尚且如此，遑论中小企业。作为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如今正面临着愈加明显的成本压力，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被迫减产乃至停产。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9月对近600家中小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分之一的公司目前在德国减少或中断了生产，此外，几乎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虑或已经将部分生产和工作转移到国外。BDI在报告中指出，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供应链紧张以及熟练工人短缺等问题正给这些公司带来生存挑战。

“撑不下去”的企业数量也在明显上涨。10月10日，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IWH)发布的报告指出，德国9月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数量达到762家，比去年同期上升34%。

在受访专家看来，德国企业的严峻形势属意料之中，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能源占到制造业成本的很大比重，能源危机直接造成制造业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运输成本的上涨，以至于制造产业在失去价格优势的情况下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成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从数据来看，企业的经营情绪现已大打折扣，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从8月份的88.6下降至9月份的84.3，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

能源掣肘

能源无疑是最大的压力源。

据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BVMW)9月的一项调查，在1127家参与调查的中小企业中，超过一半（51.64%）的公司表示能源市场的价格飙升正在危及他们的生存。相较于8月时候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结果，这一数据增长了近10%。

近月以来，欧洲能源成本虽有回落，但仍处历史高位。截至发稿（下同），“欧洲天然气风向标”荷兰TTF期货即月合约报159欧元/兆瓦时，虽然较此前300欧元的高点明显回落，但与去年价格相比仍上涨了近3倍。传导机制下的电价同样处于高位，据Nordpool数据，德国电力交付价格现报257欧元/兆瓦时。

此前，德国政府为救助企业已几度“出手”，不仅为天然气进口商Uniper SE提供了巨额信贷额度，也商定了股份购买计划，近日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德国政府即将达成将该企业收归国有的协议。

政府层面近日释放出了更为积极的救助信号，宣布拟投入2000亿欧元应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在丁纯看来，即便这一巨额计划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中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考虑到德国的严峻形势，预计该国的援助方向不会改变。

目前最新的一个动态为，德国政府任命的天然气专家小组于本周公布了一份能源援助建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政府将按照一次性补贴与比例补贴的“两步走”计划对民众与企业进行能源补贴与鼓励节约。第一阶段为一次性支付计划，将在12月为所有家庭和中小型企业支付月度燃气费。第二阶段将对一定额度的天然气使用量进行优惠收费，超过的部分按市场价格支付，拟于明年3月生效至2024年4月。据悉，补贴资金将出自上述2000亿欧元能源救助计划。

企业外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能源价格之外，德国企业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一个是贸易环境的变化。今年5月，德国出现了30年来首次贸易逆差，备受外界讨论。杨成玉表示：“贸易环境是一个全球共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一直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中断、阻碍，甚至是停滞，对于高度对外开放的德国不利。而且，德国制造业中的汽车、机械等优势产业，受制于芯片、原材料供应，受到的冲击格外严重。”

丁纯提醒，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值得注意。在今年的7月1日，德国最低时薪从之前的9.82欧元增加至10.45欧元，10月继续上升至12欧元，提薪幅度较前些年明显加大。

诸多不利因素令部分企业开始考虑外迁。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国豪玛材质公司没有选择在德国本土扩产，而将在瑞典投资约2000万欧元建设新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近日也宣布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投资新建化工基地。

德国是否将最终“去工业化”的话题在市场引起了热切讨论。丁纯认为，德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汽车等多个制造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从生产的角度而言，由于成本问题考量而进行外迁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经营策略，但要论产业转移的话，还涉及到投资环境、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供应链衔接配套、销售市场、成本利润、政府政策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和诸多决定因素，现在对这一现象进行趋势研判下给论还为时过早。”

在丁纯看来，能源危机将给德国带来的，毫无疑问更可能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产业结构变动。“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供需及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连锁反应，包括其它供需错配，创新与改革必然会发生，就像石油危机过后发生的产业转型。伴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德国势必要摆脱对俄罗斯的低价能源依赖，在这过程中，产业结构也会发生调整。”

作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德国能否最终走出经济泥淖已成为全球焦点之一。近日的一个积极信号在于，该国出口贸易形势有所好转。根据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9月27日发布的数据，今年9月，德国制造业出口预期指数继此前两个月持续下跌之后重新回升，从17.0点环比增长至21.0点。8月，德国出口额环比增长1.6%，达到1331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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