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新闻2024年10月14日发布:即将改变美国历史的70天

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点来攻击哈里斯：一会儿说现任副总统是左翼分子（“卡玛拉同志”“比疯狂的伯尼·桑德斯还要自由主义”）。一会儿说她是个分量不够的人物（“蠢”“笨”）。一会儿说她是个虚伪的人，仅由她的野心所定义；一会儿说她与普通美国人脱节（“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印度人还是黑人？”），一会儿嘲笑她的一些行为（“她怎么发出那种笑声？…那是疯子的笑声”）。

在副总统万斯看来，这场大选，是不生孩子的猫女士们与大老爷们之争。

这两个白人大老爷们，可能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代价。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压轴环节，在周四晚上的40分钟里，哈里斯接受了民主党的提名，发表了一篇流畅、有力、论证严密的演讲，瓦解了特朗普对她的讽刺画像。哈里斯的演讲，被认为是自克林顿1992年的“希望之人”（Man From Hope）演讲之后最成功的。

全国收看演讲人数达到2620万人，而观看特朗普演讲的人数是2540万人，前者高出3.1%。民主党代表大会每天受到的关注，都高于共和党代表大会。

在主要的民意调查中，哈里斯已经追平了特朗普，有些已经超过。11月4日的投票，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最终决定着结果的产生，决定着新总统的产生，也决定着权力交接的过程是否和平。

民主党把赌注押在哈里斯的身上，可能会带出美国最大机会与风险：她是一个女人，一位黑人和一名南亚裔。

美国政治新常态

从奥巴马开始，美国选出的总统，正在距离美国历史上典型的总统形象渐行渐远。他们不再是那种年富力强的白人男性——拥有丰富的从政、从军、法律等经验，多数采取中间偏左或者偏右的执政路线，所秉承的白人价值观基本上可以代表社会的主流。

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并且赢得了连任。

2016年，大选在民粹主义候选人特朗普和女性候选人希拉里之间展开，其实无论谁获胜，都将改变美国历史。

2020年，拜登以78岁高龄对决特朗普。这又是一次例外，民主党一改之前的克林顿、奥巴马、戈尔这样相对年轻的政治与知识精英，而是推出了一位老派的政客。

2024年，最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两位80岁上下高龄政客之间的对决，这严重挫败了全球对于美国能否选出领导这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的信心。拜登终因年事退居下来，支持副总统哈里斯任总统候选人。

美国年富力强的白人政治精英，在过去的十年，从总统候选人的席位上消失了。这次大选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未来白人精英将让出一半的政治舞台，会成为一种新常态。这背后是白人中产阶层的衰落。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地位上，已经无法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一场文化战争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竞选，真正的对决是在文化上，主要是堕胎问题，移民问题，同性恋（以及更复杂多变的性取向）问题，枪支问题，教育问题（学校对美国历史的教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等）。所有这些，自从1990年代以来，被称为“文化战争”。

这是美国进步主义自由派与正统保守派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在特朗普控制共和党时期的全面爆发。在自由派这端则包括woke运动的崛起。这个词来自黑人英语，一度被进步人士用来表达对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警觉，但又很快被中间派和右翼白人用作贬义，指那些左派过分的权利诉求和激进的政治正确主张。除了特朗普用这个词来反击进步派人士，马斯克更是在他收买的推特（现更名X）平台上，用觉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来猛烈攻击左派。

哈里斯推上历史舞台，正是美国社会移民长期积累的一个政治结果，从底层人口结构的变化逐渐上升到政治精英阶层，从而将会影响国家的整体方向、国民认同感，和文化塑造。

这次大选可能对美国宪法产生真正的挑战，不在外交与安全，也不在经济政策，而是在文化与社会政策。正如哈佛大学法律与美国历史教授Annette Gordon-Reed所说：“我们的共和国经受了一场压力测试，结果仍然未知：曾被视为等同于法律的政治规范如今已经被打破。事实上，法律已经被违反，但似乎并没有人对后果感到紧迫。”借用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表达，It’s culture，stupid!

这些被打破的政治规范，包括总统权力的和平交接；由非法移民进入带来的边境防卫问题上联邦与州政府的冲突；在堕胎问题上联邦与州政府的冲突；以及最高法院的党派性问题，等等，都在动摇美国政治过去两百多年所形成的惯例，而正是这些惯例，才让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机制得以运转。政治惯例来源于文化，包括了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等基本的长期因素，它是法律中的法律。

政治惯例被打破，接下来就是宪法危机。宪法规定了个人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解释，意识形态正开始凌驾于宪法之上。如言论自由，民主党人在国际上以此为人权的基本原则之一，而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导致了以言治罪、对言论自由的剥夺。如拥枪自由，共和党人认为它是个人保护其安全与财产、维护个人自由的权利，但民主党人认为它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美国宪法并没有对总统权力的交接做出明确规定，它主要是沿用惯例、传统和后续的立法来实施。从一定意义上说，当遇到2021年1月6日那样的国会山骚乱危机情况时，在任总统、国会领袖，尤其是军队领导人，都是根据自己对于宪法的理解和忠诚而行动，并且遵从了美国的政治惯例。

如果存在着总统、国会领袖、军队领导人一致行动的情况，一场选举的僵局，有可能通过类似于“政变”的形式解决；如果像2020年的大选，最终由最高法院裁定选举结果的话，由于在大法官组成上出现了意识形态划线，政治可能凌驾于司法之上，最终的裁决结果，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决定。

美国宪法中对于个人拥有枪支，州拥有民兵组织以保卫“自由州”，以及人个及集体的自卫，都有所涉及，这些都可能成为民间暴力不服从、反抗甚至某种形式的内战的依据。美国在权力交接中的潜在危机，可能成为未来几个月期间最大的政治风险，不管是最高法院根本拒绝就选举结果做裁决，或者做出了最终的裁决，都有可能在国内导致党派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甚至政府与党派支配的民间组织和武装之间，在冲突中令国家陷入混乱。

这也是“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的危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溯源了美国民主、美国的国家信条，它们起源于英裔清教徒移民，在早期的自治和后来的独立战争中，在白人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由、平等、公平、人性等基本的国家信念。200多年来，这一信条和美国宪法成为美国国民特性的基石，也建构起人类的一场最重要的政治实验。

也正如后来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其《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所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互动是由美国信条塑造的，强调个人主义、公民自由和机会平等的理想，使得美国这个多元化的大熔炉得以凝聚在一起。对这一信条的共同信仰赋予了所有人——白人、黑人及有色人种、富人、穷人、男性、女性和移民——一个共同的事业，使他们能够共存于一个民族国家中，并且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米尔达尔认为，这一信条在美国的民主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一点美国的国父们从来不愿意提及，而是需要旧大陆的政治学者观察、研究并揭示。

从19世纪的托克维尔到20世纪的米尔达尔，他们都认识到，压迫黑人、剥夺印第安人对于一个以美国《独立宣言》中阐述的原则为荣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矛盾。宣言中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并赋予他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写下这高尚文字的人物，如托马斯·杰斐逊，自己却奴役黑人，他也知道奴隶制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国政治还是选择了维护它的信条，去适应美国的增长与变化，不断扩大其信条所覆盖的范围，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族归化移民都获得了选举权，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推进了各种平权政策。所有这一切，在白人在总人口中的人数比重、社会经济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不断扩大覆盖范围的。

但是，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少数、新兴和边缘群体主张权利，主张的权利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反向的种族主义，即白人感受到被排挤。这在政治上的结果就是右翼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反击。但文化战争不仅在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在堕胎和同性恋等问题上的冲突，主要在白人社会内部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而一些国际冲突，也最终反映在美国国内新的抗议活动和政治派别当中。

托克维尔从宗教、公民自由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看待美国的民主：

宗教认为，公民自由为人类才能提供了崇高的施展空间，而政治世界则是造物主为智慧的努力所预备的园地。宗教固然有其领域内的自由与权力，也足以享有其地位，但只有宗教仅凭其内在的力量统治人心时，其帝国才会从未如此稳固过。在自由的所有战斗与胜利中，宗教始终是其忠实的伙伴；它是自由的摇篮，也是自由主张的神圣源泉。宗教是道德的守护者，而道德则是法律的最佳保障，也是自由最可靠的承诺。

文化与价值观之争主导了这次大选，仅就一次需要尽快产生结果和权力交接的大选来看，其麻烦之处也在于此。两派的对抗超越了法律，也超越了法律对于自由的定义，最终选民们可能更加遵从的不是法律，而是内心的信念。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这选举当成一次事关国运的选举。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2004年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说：“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距离亨廷顿相当肯定的结果出现，只剩下70天了。

到2026年，美国即将建国250周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将会面临一个问题：美国在工业革命前设计的民主制度，在250年之后的21世纪还灵不灵。它走过了一段不断克服时代局限的伟大历程，把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从英裔白人扩大到本国的所有白人、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移民。它也试图把这一套制度向全世界推广。

但它在国内面临着一次重大挑战，继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衰落之后，目前美国年轻一代中白人人口比例已经不足一半。美国将仍然是那个白人清教徒所缔造和传承的国家吗？这一套信条，仍然能不断适应日益多元化与全球化、甚至在一个白人将成为少数的国家里吗？或者这一信条将会离散为各自主张的、甚至尖锐对立的多元价值观而只有名义上的存在吗？最重要的，还是谁来维系这个国家的政治。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结尾：“当今各国不可能再让自己的国民身份不平等。但是，平等将导向奴役还是自由，开化还是野蛮，繁荣还是贫困，则取决于各国自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