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2024年10月12日发布:【农科智库原创报告】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关键要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和底线要求，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为摸清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现状，课题组于2023年6月-9月对平谷区、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朝阳区、昌平区等地区的102个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探寻研究制约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谋求为提升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提供借鉴参考。

一、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因素

据调研，2022年小麦、玉米接茬种植的平均利润为336.67元/亩，若小麦、玉米单茬种植，前者平均亏损为387.64元/亩，后者平均净利润为57.31元/亩。种粮收益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由于粮食价格和单产较为稳定，成本则是影响种粮农民收益的主要方面。另外，规模情况、科技进步也是影响农民种粮收益的重要方面。

（一）土地成本

相比在自家承包地上种粮，流转土地种粮增加了额外的土地成本，即使在自家承包地上种粮，意味着失去流转土地获得租金的机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属于土地成本。根据对种粮主体的调研情况来看，2022年种粮土地成本平均约为667元/亩，占单茬种植小麦平均总成本的41.55%，占单茬种植玉米平均总成本的46.72%，占小麦、玉米接茬种植平均总成本的28.19%。一些地区种粮土地成本较高可能由于：一是不少不擅长经营农业甚至不以从事农业为目的企业下乡经营农业，为尽快实现大规模集中连片流转土地，一般会给予农民明显高于当地水平的租金，结果很可能是农业项目亏损或破产后退回土地，但以“虚高”租金流转农民土地会扰乱当地流转土地的原生市场。二是高值农作物诱导提升，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租金明显高于粮食作物，例如，据测算，2022年北京市蔬菜种植的平均土地成本大约为粮食平均土地成本的 1.5 倍，小农户转出土地时会参照周边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流转租金。

（二）物质和服务投入

物质和服务费用主要来自机械作业费和物质投入。调研分析显示，2022年小麦种植物质和服务费用平均成本为667.32元/亩，占单茬种植小麦平均总成本的41.57%；玉米种植物质和服务费用平均成本为537.99元/亩，占单茬种植玉米平均总成本的37.68%；小麦、玉米接茬种植，则物质和服务费用平均成本占平均总成本的50.95%。

一是机械化率提升意味着机械作业费的产生。机械化替代作用受部分小农户分散经营和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小限制，而难以充分发挥。农机服务主体面向小农户服务，除了在零碎地块上的低效作业外，还要承担对接一家一户的交易成本和频繁转场费用，这使同样的农机作业，面向小农户的服务价格要明显高于面向新型经营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生产机械化率提升降低了人工成本，但又面临着农机使用成本上升的风险。

二是物质费用主要包括种子和农资费用。相对于种子成本，化肥农药成本更高，小麦种植化肥农药成本在单茬种植小麦物质和服务平均总成本中占比为13.15%；玉米种植化肥农药平均成本在单茬种植玉米物质和服务平均总成本中占比为13.40%。虽然从总体上看，北京整个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持续减量，化肥利用率、农药利用率分别从2015年的29.8%、39.8%提高到2021年的40.8%、45.52%，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74.79%，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54.65%。但由于小农户种粮分散化经营、细碎化作业方式下，先进的施肥喷药技术难以应用，有机肥、绿色防控难以推广，化肥农药施用量明显高于新型经营主体。另外，还存在部分小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科学施肥用药意识和技能不足，过量投入导致物质利用率不高的情况。

（三）人工投入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

人工成本投入是种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小麦种植平均人工成本为154.56元/亩，占单茬种植小麦平均总成本的9.63%；玉米种植平均人工成本为148元/亩，占单茬种植玉米平均总成本的10.37%；小麦、玉米接茬种植，则人工平均成本占平均总成本的12.79%。人工成本增加一方面由于来自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价格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种植主体经营规模小、机械化质量有待提升，影响了劳动力充分转移；粮食作物的部分环节，如统防统治、灌溉排涝、烘干仓储等，机械作业率相对较低，而偏远山区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更低。

（四）规模经营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

扩大经营规模能产生规模效益，扩大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增效的重要途径。但规模经营要“适度”，并非越大越好。调研中发现，一方面，随着北京市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一些种植主体盲目冒进、把摊子铺得过大，导致农业机械、用工、生产必需配套设施无法跟上，单位效益偏低。另一方面，50亩以下种植主体仍占21.57%，规模较小、以家庭自行耕种为主，精耕细作，有的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1000元左右（未扣除自身用工费用），但由于生产规模过小，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五）科技进步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

科技是农业生产力提升的根本动力。从粮食种植看，2022年全市小麦单产368.1公斤/亩、玉米单产437.1公斤/亩、大豆单产152.6公斤/亩。相比之下，房山窦店村十二农场密植高产小麦单产746.2公斤/亩，是全市平均亩产的2倍。延庆种粮大户孙辉明密植高产玉米，单产达800公斤/亩，是全市玉米单产的1.8倍。赵久然博士农场鲜食甜糯玉米，均价10元/公斤，亩均产值6000元，是普通玉米的5倍。可见，在保证粮食生产面积的同时，以科技为基础、改善设施条件与优化种植品种结构是提高耕地种植收益和农户种植收入的关键所在。维持农民种粮收益，化解不断增加的种粮成本，需要通过科技进步不断增加单产、改善质量，降低物质、服务和人工投入。

二、提升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的对策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影响北京市农民种粮收益的主要影响因素，课题组从完善农民种粮收益保障体系、推动种粮农民经营方式转型、构建有深度和宽度的服务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提出提升农民种粮收益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政策体系

一是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强化政府部门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管理；建立响应成本变化的临时补贴启动机制，瞄准农产品主要成本的变动趋势，优化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二是健全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精准识别种粮农民，完善种粮农民统计体系，建议由按固有耕地面积补贴转变为按实际生产粮食的数量进行补贴。三是加强对规模经营主体培育支持力度，信贷、保险等金融支农政策应优先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针对小农户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创立农业收益保险。加大粮食作物险种创新力度，结合京郊各区意愿，在顺义、平谷等区开展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等险种创新试点。四是增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支持政策的联动性。产业支持政策要和收储政策、利益联结政策联动，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种粮农民。

（二）推动种粮农民生产经营方式转型

一是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相关制度，建议政府部门在粮食生产全链条中做好监管，前期需对平台的竞标单位资质进行考察并建立档案。为避免一些企业拿地却不好好种粮，建议对各区予以考核时将种植面积和单产水平同时考虑在内。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通过长期合约、限价调控等方式保持土地租金处于合理水平。二是发展灵活多样的托管种粮模式。依据农业劳动力状况、农户的生产需求、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等因素，因地制宜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关键环节、全环节等服务模式。三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协调联动。发挥市场机制导引农民自由选择种粮方式的作用，通过推广托管经营方式，以效益优势吸引部分小农户从转出土地变为托管种粮，支持村集体组织小农户统一接受托管服务，形成服务规模经营；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对农民土地流转的行政干预，提高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化水平，引导新型经营主体按照效益原则调整经营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以土地规模经营释放专业化、集约化服务需求，以服务规模经营统筹小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形成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相互促进、相互提升、融合共生的联动格局。四是重视规模经营主体粮食生产经营能力建设。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通过实施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提升计划激励种粮户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降低农业经营成本。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粮食流通市场体系，持续拓宽粮食产品销售渠道。

（三）构建更有深度、宽度的服务支撑体系

一是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加快构建管理力强、竞争力强、创新力强、抗风险力强和服务质量效益高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试点，引导各类服务主体和农业生产经营者进入平台，发挥平台聚合作用，开展线上对接线下服务有机结合新模式。二是深化服务供给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粮食作物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技能培训，构建粮食种植中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化综合服务，开拓信息、营销、生态等领域的服务。三是完善粮食作物的服务标准。完善粮食作物社会化服务组织供种供肥、农机作业、农技推广、生产管理和产品销售等生产经营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提高服务质量层次，促进生产托管服务的精细化分工。四是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服务主体融合发展，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整合产业链上资源，组建服务共同体；建立科技协同服务机制，鼓励公益性服务机构通过培训交流、人才对口帮扶、服务组织下沉等方式，与服务主体建立有效技术供给对接机制；建立完善配套的扶持、评价、监管机制，引导服务主体不断提升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