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在人类历史研究中的闪耀时刻：挖掘历史深处的情感力量（一）

我们常说无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东方史学，核心还是要回到人，那既然要回到人，除了理性算计之外，人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可能无法预测的情感激情或者情绪。我曾有幸拜访过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兼职讲座教授王晴佳并与其就“历史中人的情感”这块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教授是这样去理解情感史的研究的。

王晴佳教授：

“情感本来跟历史学的或者历史书写是有密切关系的。我如果还记得用中国史学作为例子的话，那如司马迁、陈寿包括范晔他们写的那些所谓的前四史，最早的几本历史著作里边都有关于情感的内容，司马迁的文笔是最好的。我们都知道《项羽本纪》，书里就有对项羽的一些情绪，例如他作为一个江东子弟的那种骄气骄傲等等之类的描述是非常之明显的。

《三国志》也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在书籍里的情感留存让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出了《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像当代中国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他有过一些论文讲到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时候对于人物的一种刻画等等，这一方面一直是有的。那西方史学里边也同样是这样，特别是在古代希腊的话，《荷马史诗》对这个人和神的之间的交流，那些把神的一些半神半人的一些人物的这种情感刻画地非常深刻，一直后来影响到在希罗多德的一些著作当中。

但是为什么到近代以来，这个情感变成了一个史家比较想回避的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以来，这个近代史学以科学化作为一个目的，情感这个部分因为觉得很难实证，很难精确地来描述，所以把情感的部分就排斥了。那么另一点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了比如讲政治人物在民族、国家对于建国的这方面的贡献，他们当然也有情感的部分，但是会尽量只谈到他们如何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一些理性的考量。所以他要特别注重他们在一些正规会议上面的发言的记录，因为这些发言将成为政府档案。所以基于档案所写作的这个书往往就是把它情感的部分剔除了。所以应该说这个情感的因素在本身历史当中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近300年，我们的历史书写，会把这个部分故意的剔除掉，因为想凸显历史研究、历史书写的科学性。”

王教授这段话讲的主要是偏政治史的。当时我随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像我在读法国年鉴学派，像第二代布罗代尔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就特别强调短时段的历史，他认为这个东西本身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可能意义并不太重要。他就经常要去把时间拉长到几百年，我记得他讲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然后讲1500年前后的这个整个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在这里面我们发现还有一批史学家会更倾向于将人类具体的历史情境的一些事件的解释放大到很长的时段里面，然后用经济的、用社会的演变来去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会更难看到人了。

对于我这样的疑问，王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看法：

“是的，我完全同意，那我谈到的这个其实有一个是个科学化，就是历史的科学化。其实有主要的两个倾向，一个是希望能够在运用史料这一方面，像化学家来处理的那些元素一样，把它变成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研究的对象。因此这个史料的这个真实性可靠性就特别得到强调。德国近代科学史学之父，莱奥波德·冯·兰克，因强调史料的可靠性批判而闻名，他倡导利用重要但基本的史料，如会议记录和政府档案，进行历史写作。这种方法体现了科学化历史研究的初步尝试，即发现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对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早期的理论基础。另一个就是后续学者，比如年轻学派则更侧重于从长时段分析，揭示影响历史的因素。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代表了一种革命性尝试，尤其是其第一卷对自然界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描绘。

此外，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勒华拉杜里，转向研究所谓的“无声的历史”，即聚焦非精英群体，从而引领所谓的“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的兴起，这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目标一致。

然而，勒华拉杜里的研究表现出矛盾，他在强调写作无声历史的同时，其著名作品却集中于特定地区的研究，如《蒙塔尤》，这导致读者和学者间存在理解差异。

我的老师说勒华拉杜里的转变体现了历史学方法的演变，他从聚焦环境变化对社会的长期影响，进而关注具体村落的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这种变化反映了历史学领域从70年代开始的主要转向，即从排斥个人史、政治史，到重新认识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是新社会史或“生活史”流派的兴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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