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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看点2024年11月16日发布: 杨焄︱“睡美人”来到中国之后(下)

作者:谢依琳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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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版画家古斯塔夫·多雷所绘《睡美人》

三、“睡美人”故事的探源、归类和比较

“睡美人”的故事源远流长而变化繁复,随着格林版和佩罗版这两种最重要的类型相继被译为汉语,不少中国学者对其始末原委也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学界从民俗学、语源学、人类学、类型学等不同领域着手加以研究的成果。还有学者受此启发,开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仔细搜求类似的内容,尝试做中西异同的分析研讨。

对儿童文学深有研究的顾均正撰文推荐过《鹅母亲故事》(《世界童话名著介绍(七)》,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期),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树林中的睡美人》里的人物原型及其象征意味做过简要的揭示。他提到“学者研究贝洛耳的故事,至今已有好久了,他们从这里寻出了许多古代的民俗的痕迹”,比如法国童话里的神仙们往往“喜欢为不幸的人类的保护者”,《睡美人》中那位满怀恶意的仙女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又说起处心积虑想要吞吃公主母子的太后,这样“怪异的和可怕的分子通常是用Orge或Orgesses(食人精)来代表,这显然是早年野蛮民族所传说的人食人风俗底直接的化身”。他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在神话学方面的研究,指出“大半的故事,他们都根据着各自的神话,而发现出一种空想的解释”,“据说睡美人是代表‘冬’,而王子的复醒是代表‘春’”。尽管语焉不详,而且他认为“这些解释也不见得一定可靠”,“小孩子所爱的是故事的本身,而不在乎这种玄理”,但对不少关注民俗学、神话学的学者而言,还是提供了不少有趣的线索。

赵景深的《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扼要地论述了童话的意义、来源、研究派别、系别分类等问题,在第六章《童话的分系》中参照英国学者麦苟劳克(Macculloch)的研究,“按照童话中所反映的初民礼仪、风俗与信仰”,将不同内容的童话分成“初民心理”“图腾信仰”“初民风俗”和“神话解释”四大类,每一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系,合计十二系。在“初民心理”大类中,他列出“复活系”一项,同样从民俗学的视角指出这类作品反映了“初民更信仰人死后可以复活”,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有“最著名的《玫瑰花萼》(一作《睡美人》)”,接着便根据收录在《时谐》中的格林版故事概述其内容。其后不久,赵景深另撰《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在第三章《童话中的初民信仰》里兴致勃勃地接续此前的话题再做阐发,先后拈出“万物精灵论”“变形”“屠龙”“催眠”“拜物教”“复活”“魔术”“禁忌”等论题逐一阐说。轮到“催眠”类故事时,他指出“这一类的故事可以拿格林的《玫瑰花萼》和贝洛尔的《林中睡美人》来做代表”,在格林版外又添上了佩罗版故事;与此相关还议及各种不同催眠方式,其中一项为“纺锤”,他举的例子依然是“《林中的睡美人》和《玫瑰花萼》”。尽管论说稍嫌简略,但因为是从当时还方兴未艾的民俗学的视角来加以考察,仍然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鲁彦(王鲁彦)翻译了法国学者拉姆贝尔(Charles Lambert)的长篇论文《睡美人和神仙故事》(连载于1926年5月22、24、26、29、31日、6月12日《晨报副刊》),从新的视角对佩罗版故事的源流迁变做了更为细密的追溯。拉姆贝尔认为,“在这篇童话中有两件极不同的东西:一是优美的田园诗;二是含着可憎的题材的真正的悲剧”,由此深入考较,“可以使我们寻出那奇异的传说的原始”。他缕述了北欧神话中屠龙武士栖格夫里(Siegfried)的传说,以及勃艮第王国被匈奴消灭、匈奴王阿提拉(Attila)新婚之夜暴毙等诸多史实,认为“睡美人”故事实际上源自“法兰族(Flanka)的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不断增饰,“将栖格夫里的传说和勃艮第人的不幸及阿提拉的死连合了起来”,做了相应的修改和嫁接。整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明明白白是在描写栖格夫里和睡美人的结婚”,后半部分“就是被匈奴谋杀的勃艮第泥柏隆歌人的传说的历史的蜕化”。随着这个故事在欧洲各地流播,“匈奴(Hunoj)在日耳曼的诗中是和匈加利人(Hungaroj)相混的”,稍后“‘匈加利人’这个名字,在法国变成了Ogre,义为‘食人者’”,在名称上发生了一系列讹变。他最终得出结论,“食人的婆婆(Ogreses)当是匈牙利女人(Hungarino),或即是原始的匈奴女人(Hunino)”,经过数度辗转,通过语源的比较分析推求出了太后的来历。

王鲁彦一鼓作气接连翻译了拉姆贝尔的三篇论文,最终裒辑成《花束》(光华书局,1928年),付梓前特意邀请周作人撰序以作揄扬。对神话、童话和民俗等都很有兴趣的周作人在序中称赏道,“《睡美人》的故事本来是满天飞的,但是第一个把她捉住,将她的花容描在纸上的乃是十七世纪法国的贝洛耳(Ch. Perrault)先生”,认为这篇童话“既可作老老少少娱乐的读物,又可以从女仙,法术,长眠,英雄各节作民俗学的考究,得到极有兴趣的新发见,实在是从前的人所没有见到的”。然而话锋一转,他竟然直截了当地批评“《花束》的著者仿佛也还是气象学派的门徒”,所做的研讨“在我外行的个人看来觉得是不大很对的”。依照他的见解,“正当的解说恐怕要推阑氏”,也就是他一贯推崇的英国人类学家安特路阑(Andrew Lang)。所谓“气象学派”,指的是神话学研究中的言语学派。数年前,周作人在《续神话的辩护》(载1924年4月10日《晨报副镌》,署名“陶然”;后收入《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35年)里就总结过该学派的研究特色,是“将神话中的人名一一推原梵文,强求意义,而悉归诸天象”,但强调经过安特路阑(Andrew Lang)等人类学派学者的攻击,“言语学派的自然现象说已生破绽”。可供参证的是赵景深在《童话概要》第四章《童话研究的派别》里也曾指摘过言语学派“不能自圆其说,个人的解释都有异同”,而竭力表彰“人类学派最后起,也解释得最完满”,与周作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尽管如此,王鲁彦的译介工作并非枉费心力而徒劳无益,仍然为读者展现了另一种童话研究的理路。

梳理各种童话、传说中的关键情节,在此基础上加以系统的分类和比较,是近代西方学界在研究民间故事流传时的新趋势。受此影响,杨成志与钟敬文率先合作翻译了由英国民俗学家哥尔德(Baring-Gould)撰著、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以便中国学者参考借鉴。排列在该书第三十一位的即为“睡美人式(Sleeping Beauty type)”,提纲挈领地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三个要素。从最后一项所说的“许多年后,一王子发觉了伊的酣睡,接吻而叫醒伊”,可知其讨论的对象仅限于格林版故事。

杨成志、钟敬文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中的“睡美人式(Sleeping Beauty type)”

顾均正的《童话与短篇小说:就小说的观点论童话》(载1928年《文学周报》第六卷),摘译自美国学者Laura F. Kready所著《童话研究》(A Study of Fairy Tales)。虽然并没有全面考察童话的不同类型,但作者特别重视叙述结构的重要性,强调故事“须容易地被分成几段显著的主要情节。事件的演进须有次序,不能在中途插入别的叙述”,可见其研究旨趣其实与类型学大致相仿。文中称许“格列姆的《荆棘中的玫瑰》(Briar Rose)是一个故事构造的模范”,随后将其“分成十个大情节”,包括“洗礼宴”“国王的命令”“玫瑰公主的生日”等等,个别情节下又含有若干枝节,如“洗礼宴”中就另有“小仙人和她们的礼物”“凶恶的小仙人和她的恶咒”两项。作者还总结道,在所有情节中“最高点是王子的苏醒的吻,篱笆之玫瑰花是达最高点的伏笔”,点明了相互间的主次轻重。相较于其他学者,她的分类略嫌冗杂细碎,似尚未达到类型学研究所推崇的以简驭繁的要求。

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翟孟生(R.D.Jameson)在课余时撰著《童话型式表》,经于道源翻译后,在《歌谣周刊》上陆续刊布。其中的“睡美人型”(载《歌谣周刊》第2卷第28期,1936年)同样依据格林版故事,将主要情节归纳为四个要素。其着眼点与其他学者颇有不同,列在第一项的居然是“一只蛙对一对长久渴望着有一个女儿的父母说,他们将生一个公主”,把这个被前人忽略的情节也纳入其中。这或许是因为在西方民俗中,青蛙“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性能,经常被用来消灾祛病”(克里斯蒂娜·霍莉《西方民俗传说辞典》,徐广联等译,黄山书社,1989年)的缘故。由此也不难了解到,在早期的故事类型研究中,不同学者对关键情节的判定和筛选尚缺乏统一的标准。

翟孟生《童话型式表·睡美人型》

正如钟敬文所说的那样,译介西方学界有关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除了帮助读者“略解欧洲民间故事的状态”,更迫切的愿望是期待能够给“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思加以整理和研讨的人”(《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付印题记》)带来必要的指引。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仅仿效《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的体例,编纂《中国民谭型式》(载1931年《开展》第10、11期合刊《民俗学专号》),还另撰《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载1928年《民俗》第11、12期合刊),强调《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所列各种情节类型,“其间颇多和中国民间故事相似”。和他志同道合的也不乏其人,赵景深就认为,“我们将各国童话作比较的研究,看他们的异同,实是一件很有兴味的工作”(《童话概要》第二章《童话的转变》),因此对钟敬文的工作相当欣赏,称其“在我国实为研究民间故事型式之发端”,还进一步介绍过其他学者将“雅科布斯的型式来应用到中国民间故事上去”的考察情况(《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载1928年《民俗》第8期)。

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艺作品的张清水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海龙王的女儿〉自序》(载1929年《民俗》第65期,署名“清水”)里就曾畅想,“如能就世界各国的故事传说,作相互比较的探讨,以了解其于同一母题(motif)之下,怎样运用联合而成为各样不同的故事,怎样因‘时’‘地’‘种族’及‘文化’的关系而变化歧异,这都是颇有趣味的事”。他在《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载1929年《民俗》第75期,署名“清水”)中就专设“《鹅妈妈的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一节,依据戴望舒的译本,做了初步的考较分析。文中说起《林中睡美人》里仙女挥舞仙杖令皇宫中所有人都随着公主昏睡,认为和中国民间故事《穷女婿》里“穷人以杖叩妻,妻即由死复活,是一样的把戏”;又论及太后要吞吃孙子、孙女时,司事用绵羊等代替的情节,“与我们中国的著名历史传说——‘狸猫换太子’的事,宁有差异?”接着他还围绕《小红帽》《穿靴子的猫》《灰姑娘》《小拇指》等篇,做了类似的比较和阐释。

在着手进行中外故事比较时,张清水坦承,“完全相似的,实不多见,不过其中间有相似之点而已”(《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就其结论而言也显得有些琐碎粗率。然而这样富有趣味的探讨,还是颇能引人入胜的。以其特意标举的“狸猫换太子”为例,其实在此之前,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连载于1925年《现代评论》第1卷第14、15期)就从各类史料中钩沉索隐,指出“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一个中心的‘母题’(motif)”,如果能追溯其“变迁沿革的步骤”,就可以作为“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尽管并未涉及中西比较的内容,但其研究旨趣与故事类型学可谓不谋而合。

而在此之后,编撰过《童话型式表》的翟孟生又出版了专题论文集《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1932。以下引文据田小杭、阎苹中译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三讲《民间故事的形成——中国受迫害皇后的故事》(The Making of a Maerchen:Persecuted Queens in China)在充分汲取胡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深入梳理了“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流递嬗,“并把它们和西方的一些具有相同内容的典型的异文相联系、相比较”。经过广泛调查后,他确实惊讶地发现,“这一类型的故事有时可以认为是某一童话故事的扩展或续篇”。虽然并没有联系到“睡美人”中的特定情节,但从故事类型切入疏通中外文化,对读者仍然多有启发。到了七十年代末,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参照国际通行的AT类型分类法,也明确著录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编号707),经过统一编号归类之后,无疑更便于中外学人围绕这些话题做进一步的研讨和交流。

四、“睡美人”衍生作品的翻译和创作

除了格林版和佩罗版的童话外,在漫长曲折的流传过程中,“睡美人”的故事还不断衍生出其他内容多样、体裁各异的作品。其中一些也同样受到中国译者的青睐,陆续被译成汉语并广为流布。

翻译过格林版《睡美人》(载1923年11月15日《晨报副刊》)的张近芬,此前还翻译过一篇孟代(Catulle Mendès)的小说《睡美人》(载1922年4月2日《晨报副镌》,译者署名“CF”)。这位颓废却唯美的法国作家借助一只会唱歌说话的纺轮,讲述了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彻底颠覆了这个妇孺皆知的童话。在纺轮的回忆中,公主苏醒后,王子急切地想带她离开,面对充满诱惑的未来,公主却心怀焦虑,“我必先估量我离开这里时所留下的是不是更好呢”;经过反复忖度权衡,她毅然拒绝了王子的盛情,因为在梦里早就享受过世间所能提供的一切,“我不想离开我的梦境去享受什么了”;王子只能失落怅惘地离去,“不再有人去惊扰睡美人的安息了”。张近芬先后翻译过不少孟代的作品,最后结集为《纺轮的故事》(北新书局,1924年),在《译者序》中,对作者“阴柔之美的艺术”尤为推崇。这篇经过改头换面的《睡美人》,就很能彰显幽冷奇诡的独特风貌。张氏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由周作人提供,周氏也格外欣赏孟代,认为其宗旨“不是为儿童而是‘为青年男女’(Virginibus Pueisqne)的,这是他的所以别有趣味的地方”(《读〈纺轮的故事〉》,载1923年11月10日《晨报副镌》,署名“槐寿”;又作为附录三收入张译《纺轮的故事》),虽由童话脱化而来,却能另辟新境。赵景深在《研究童话的途径》(载1924年2月11日《文学》第108期)里缕述不同类型的童话,也提到过孟代等人创作的“带着成人的悲哀、童话体的小说”,而在议及“借民间传说加入自己的见解”这类作品时,又再次指出“法国孟代有一篇童话采取《睡美人》的故事,另加入他自己对于恋爱的见解”,可见对这篇小说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CF(张近芬)译孟代《睡美人》

张近芬对“睡美人”的题材似乎特别感兴趣,没过多久又翻译了一首史华伯根据童话改编的儿歌《睡美人》(载1922 年 7 月 11 日《民国日报》)。由于这是专供“儿童熟悉了这故事之后表演的”(译者注),所以化繁为简,仅有“公主罗诗蓓”“王子却鸣”和“恶妖怪”三个角色,其余儿童则“环立成圈”配合演出。儿歌中的恶妖怪直接出场,“他教公主怎样纺那个魔线”,以致“罗诗蓓刺伊小手/在那纺锤上”,倒地不醒后,“有刺的篱笆关住伊”。幸得王子将她解救出来,“罗诗蓓梦中醒转了,/醒转了,醒转了,/罗诗蓓梦中醒了,/王子触伊时”。最终皆大欢喜,“全体两两搀着手,欢喜地走开,新郎新妇在前领着”。近代以来在儿童教育方面日渐重视儿歌的作用,这首儿歌尽管质朴简略,但回环往复,朗朗上口,确实很符合“明白浅显,富有兴趣”,“听起来容易入耳,唱起来容易上口”(冯国华《儿歌底研究》,连载于1923年11月23、27、29日《民国日报》)的要求。

亦声翻译的罗哲尔(Samuel Rogers)《睡美人》(载1923 年《侨务》第81期)则是英国诗史上赫赫有名的佳作,曾被帕尔格雷夫(F.T. Palgrave)选入《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诗中写道,“春睡悠悠,梦里天上游。/虽是笑眼闭了,/但笑意徘徊,犹留唇际。/看樱桃破也,吐出一声叹息”,置身其间,揣想着公主酣睡时的一颦一笑,逗人浮想联翩。没过多久,这首《睡美人》又出现了吟薇的另一种译本(载1923年12月14日《京报》),上引这几句被译作“睡下去吧,好梦着天国!/你的笑眼虽是紧闭,/你玫瑰的唇依旧带着微笑动着,/更呼吸出甜美的叹息”。两家译本各有侧重:亦声更注意文辞表达的雅致,将原作中的“the rosy lips”译为“樱桃”,令人联想起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口动樱桃破”、李煜《一斛珠》“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等名句;而吟薇则注重内容传达的信实,将原诗里的“breathe delicious sighs”译作“呼吸出甜美的叹息”,补足了亦声译文中的疏漏。

亦声译罗哲尔《睡美人》

在英语诗史上不乏以“睡美人”为题材的名篇杰作,由YW翻译的《睡美人》(载1925 年2月25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2号),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组诗《白日梦》(The Day-Dream)中的一篇。当年的读者对这位英国桂冠诗人并不陌生,孙俍工在编译《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华书局,1925年)时,就介绍过这位“近代英吉利称为维多利亚朝之光荣的诗人”,稍后在编纂《文艺辞典》(民智书局,1928年)也将其作为词条收入,并将这首《睡美人》郑重推荐给读者。诗中着力刻画公主沉睡时静谧的情态,渲染出神秘幽邃的气氛,“这绣着碎星的轻柔的丝被,/无力地依着她娇软的肢体,/塑成她的外形,在她那丰美,/漆黑的向下拂绕的鬈发里,/轻轻连着的双臂向外闪映,/手钏上面镶着明亮的钻石;/她永恒的美,好像给与生命,/赐爱情于静寂,光明于白日”,透露出似有若无的惆怅和感伤。时人评述丁尼生的诗“描写精美”,“有许多句子,如同绘画一样,活影出一个真的景色来”(欧阳兰编译《英国文学史》第十章《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7年),见微知著,从这首诗里也隐约可见。

YW译丁尼生《睡美人》

张亚雄翻译的《睡公主》(连载于1947年7月2、9日《甘肃民国日报》),是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张氏称作“朱科夫斯基”或“助科夫斯基”)创作的一首童话诗,“故事曲折有趣,滋味清脆醇美”(张亚雄《我的俄文习题·师徒童话诗试译》,载1947年7月26日《甘肃民国日报》)。张氏当时正热衷于搜集、研究甘肃一带流行的民歌“花儿”,又认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童话诗,“以诗歌体来叙述民间流传故事,不脱离民歌的本色”(《花儿集》增订版下编《音乐民间化与民歌》,甘肃民国日报社,1948年),所以译文特意使用了民歌的独特体式。诗中受邀赴宴的女巫对公主有过一段赞颂:“你将来富贵荣昌,你将来艳丽无双,你将来贞静贤良。我的小宝宝呀!给你找个美貌的才郎!你过着快乐日子,同你的闺友和爹娘。”仿效民歌的音律节奏,脱口而出,声口毕肖,充满了浑朴活泼的气息。

适夷(楼适夷)翻译的《睡美人》(收入楼译《灰姑娘》,开明书店,1935年),是鲁意司·勃理格斯(Louise Briggs)参酌格林版童话创作的一部三幕六场儿童剧。就情节设置和人物调配而言,剧本考虑得更加细致周全。童话里众仙女只在公主洗礼日时出场,后文缺少相关的照应。剧本除了在第一幕依次交代美丽、富有、健康、智慧、慈悲、恶愿、生命等女神对公主所做的祝福或诅咒外,还让恶愿女神在公主十七岁生日时直接化身为织布的老妇,诱使公主“坐上织机,刺了手指”(第二幕第二场);待公主昏睡后,其余女神又一起出场,齐声祈愿“百年快快地过去吧,欢乐的日子快来到;共看皇子和公主,和爱充满在心房”(第二幕第三场);百年之后,王子准备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直入皇宫,恶愿女神再次出场加以阻挠,“愚人啊!砍吧,砍吧!把你的力用完了,也是无用”,好在生命女神及时现身给予鼓励,“亲爱的王子,你好好儿砍吧,换了这一把斧头,你便可胜利了”(第三幕第一场);等到众人苏醒后,生命女神再次出来提议,“把诞辰改作婚宴,给这幸福的一对儿祝福吧”(第三幕第二场)。为了消解童话里略嫌阴郁压抑的气氛,剧本中还穿插了不少幽默风趣的对话。当生命女神将恶愿女神的诅咒减轻为“睡一百年的觉”时,国王忍不住脱口而出,“唉——啊!像这样的帮助我们么?我们可等不及她醒来了”,接着又垂头丧气说,“唉,吃了中饭后打一忽盹,我倒也很欢喜,可是睡一百年,这实在太多了”(第一幕)。当生命女神催促着赶紧举行婚宴时,国王本来还有些迟疑不决,“我不认识这青年人,等一等,让我考量一下吧,考量一下——”,王后却迫不及待地嚷嚷道,“啊,不,不!立刻答应了吧。你想,人家找一个姑娘好容易,她的年纪不是已有一百十七岁了么?”(第三幕第二场)。这些插科打诨般的细节使剧本变得更为轻松欢快,无疑能使小读者们“得到大大的欢悦”(《译者小引》)。

适夷译鲁意司·勃理格斯《睡美人》

中国历来缺少儿童题材的戏剧作品,周作人在《儿童剧》(载1923年3月8日《晨报副镌》,署名“作人”)里回想儿时的经历,就慨叹“我不记得有‘童话的戏剧化’”,因而建议“理想的儿童剧固在儿童的自编自演,但一二参考引导的书也不可少”。除了楼适夷翻译的《睡美人》可供儿童直接排练,堪称“参考引导的书”之外,马云鹏所译Margaret A. Doheny的儿童剧《睡美人》(连载于1935年《英语周刊》新第147-149期,译者署名“Y.P.Ma”)也体现了同样的功用。马氏当时正任职于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所以译本采用中英对照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排演的同时也可以顺带研习英语。剧本构想的情节较为简略,可舞台说明却相当细致,比如在生日宴上会细心提示演员们的走位,“王后挽着王的臂,其余的人跟着他们,众仙人围绕摇篮站立着”;当宫中众人入睡时则详细注明,“宫的四周便长起有荆棘的篱笆,篱笆用几个小孩子扮着,站在那些睡熟的人们的四周。他们把手高举在头顶,把手指骈列起来,做荆棘的刺”;等王子上场时又耐心提醒道,“绕着篱笆走,用他的刀斩去荆棘的刺”。凡此种种不厌其烦的指导,都可知这个剧本不仅可供案头研读,更便于在舞台上直接搬演。

马云鹏译多亨尼《睡美人》

由于大量“睡美人”童话以及相关题材的作品相继被译成汉语,一些中国作者的灵感也被纷纷触动,开始尝试将这个故事中的片段融入自己的创作。一真女士的《公主和鹦鹉》(载1923年《儿童世界》第7卷第8期),别出心裁地借鉴了童话里的部分情节而加以再度生发。故事讲述国王夫妇好不容易生下女儿,却有一位老人跑来告诫他们:“必须将你们的女儿好生看守到十六岁。不然,她要飞去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国王下令将公主关在皇宫地底严加看管。直到公主十六岁时,国王大摆宴席,“特请一班看守公主的仆役,慰谢他们。看守过公主的一班仆役都被邀请到席,只上班的两个不曾请”。没想到那两名仆役擅自走开,令好奇的公主误入国王的书房,无意间发现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一个又美丽又清秀的少年”。一直被禁锢在房间里的公主“愈看愈爱他”,“站着看了半天,看得几乎发痴了”。随后公主将笼中的鹦鹉解救出来,同病相怜的鹦鹉背着她飞出王宫,找到了画上的那位王子。在王子和公主举行婚礼时,公主的父母也赶来贺喜,最终得以骨肉团聚。整个故事从“睡美人”童话和汤显祖《牡丹亭》中分别采摭了若干情节,再加以适当的剪裁拼接,尽管内容略显单薄稚拙,却呈现出古今中外杂糅交融的奇异效果。

一真女士《公主和鹦鹉》

即便是一些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非文学类作品,也非常善于依傍“睡美人”的知名度。月祺(胡伯恳)《怎样研究科学》(载1936年4月4日《申报》)是一篇科学小品,为了说明“只要教导得法,科学不但富有趣味,而且具有为儿童的天性所喜的童话中的美丽的仙境”,作者特意举《林中睡美人》作为参照,来说明水流冰冻的现象。文中说道,“水是世上非常忙碌非常活动的东西”,在冬天却仿佛“都中了‘冰冻仙人’的魔法”而“变得完全静止不动”;然而只要阳光照临大地,冰块就会解冻,“有如王子的甘美的接吻苏醒了公主”。借助这个“儿童爱听”的童话,饶有趣味地展现奇妙的自然现象,确实能激发起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求知的欲望”。胡伯恳在此前后编译过不少童话,还翻译过马克·吐温的儿童小说《汤姆莎耶》(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译文连载于1931-1932年《中学生》第11-22期,结集后由开明书店于1932年出版),对孩子们的日常阅读情况相当熟悉,所以才能信手拈来,将“睡美人”移植到文中。

无独有偶,圣泉(陆蠡)的《睡美人睡了多久?》(载1939 年《科学趣味》第1卷第5期)也同样从这个童话入手,探讨了一个更为抽象深奥的物理学话题——“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作者首先演绎了公主苏醒后和王子之间的一番对话,她自以为“睡了极短极短的时间”,因为“我做了一个极短极短的梦,梦见你来了。醒来时你便来了”,王子听了却顿感迷惑,自己“从远迢迢的国度,奔赶到这里来的时候,途上经过多少朝暮啊!”“当他幼年时候听到祖母口里叙述的睡美人的故事,等到长大了能够冒险,这中间经过多少岁月啊!而且这故事,又是祖母的祖母传述的,又是祖母的祖母的祖母传述的,这期间经过多少年代啊!”阅读童话时人们未必都能察觉到的问题,立刻变得尖锐起来。作者由此逐层剖析,娓娓道来,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天文学领域的新发现,要言不烦地得出结论,“两人都说得对,谁都没有说谎,因为他们属于两个国度(宇宙),这两个国度(宇宙)的时间是不同的”,总而言之,“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陆蠡本是自成一格、富有诗意的散文家,先后有《海星》(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竹刀》(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囚绿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等多部散文集行世,同时又非常喜爱钻研天文、物理,“书橱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数理有根基”(刘西渭《陆蠡的散文》,载1947年4月4日《大公报》)。这篇文辞考究又深入浅出的科学小品,恰好展现了他兼综文理的特长。

圣泉(陆蠡)《睡美人睡了多久?》

五、从“睡狮”到“睡美人”

1914年12月,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心忧国事,提笔写下了一首《睡美人歌》。没过多久,他参加在哥伦布城举行的世界学生总会年会,期间应邀赴宴,午宴结束后安排了即席演讲,“题为‘The Influence of the U.S.A in China’。余至席上始知此题”。仓促之际他想起自己刚脱稿不久的那首诗作,于是“略一构思,即以睡美人喻中国,中论中美关系,以邓耐生诗作结”。胡适对这次即兴演讲极为自得,以为“首尾完具,俨然佳文,几欲自许为‘席后演说之专门家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1915年1月4日追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所以在次年3月,意犹未尽的他在日记里又追忆起此事:说起“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随即撮要概述了这个“欧洲古代神话”的内容,接着又摘录“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的诗篇——也就是丁尼生组诗《白日梦》尾声中的片段,以为“此诗句句切中吾国史事”;进而强调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曰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日记最后以那首《睡美人歌》作结,细按诗中内容,开篇便不遗余力地称颂美人,“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原本风姿绰约,顾盼生辉;没想到百年梦醒之后时移世易,以致“一一与世戾”,“出门受讪刺”;于是诗人寄希望于美人身边的侍女抓紧时间四处采办各种服饰,“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令其再度容光焕发;最后众人翩翩起舞,齐声祝愿“主君寿百岁”。胡适并非浮泛地题咏童话故事,而是在“睡美人”的形象中寄寓深意,“以祝吾祖国之前途”(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1915年3月15日)。

胡适提到的“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云云,其实完全是郢书燕说式的不实之词。经过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单正平、石川祯浩、杨瑞松、施爱东等大批中外学人的追溯考证,可知“睡狮”形象最初是由梁启超假托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再糅合了王学廉译《如后患何》及所附严复按语之后杜撰而成的;稍后经由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狮子吼》、高天梅等创办《醒狮》等诸多著作、报刊的推波助澜,日渐扩散其影响范围;经过数度辗转,其发明权又牵强附会地被先后归入俾斯麦、拿破仑等西方权威政治人物的名下。尽管胡适对“睡狮”的真实来源未做深究,不免以讹传讹,但他反对“以睡狮譬中国”,转而主张用“睡美人”来比况,倒确实是深悉这两个不同形象内涵的知言之论。

由梁启超移花接木建构起来的“睡狮”徒有其名,实际上是“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需用机关暗中操纵,可是“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动物谈》,载1899年《清议报》第13册,署名“哀时客”),早已行将朽烂垮塌。以其喻指中国时,梁启超也毫不容情,直言英国“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维新之望几绝,鱼烂之形久成,朽木粪墙,终难扶掖”(《瓜分危言》,连载于1899年《清议报》第15、16、17、23册,引文见第二节《英国未能深知中国之内情》),显而易见视其为无法挣脱灭亡命运的反面形象,用以批判时政,警示国人,并没有任何称颂褒扬的意味。

哀时客(梁启超)《瓜分危言》

哀时客(梁启超)《瓜分危言》

让梁启超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历史语境中,“睡狮”形象却发生奇异的转向,日渐成为强化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符号。胡适称“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确实毫不夸张。而伴随着“黄祸论”(Yellow Peril)在清末民初的广泛流传,瞢腾昏沉的“睡狮”更是迅速演化为睥睨百兽的“醒狮”,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标榜“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问笔《醒狮还是睡狮?》,载1935年《论语》第59期)的宗旨。在如此强硬凌厉的语气背后,彰显出“‘苏醒后’之中国,必定具有威胁甚至攻击西方的能力”,并由此呈现“中西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彼此激烈的斗争竞存关系”(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第四章《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胡适拒斥“睡狮之喻”,强调中国未来对世界的贡献“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显然已经隐隐感受到了“睡狮”背后所潜伏的极端偏执的暴力因素。

反对“睡狮之喻”的,其实并不只有胡适一人。朱执信在《睡的人醒了》(连载于1919年6月28-30日、7月1-3日《民国日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睡狮”说和“黄祸”论殊途同归,都是用来恐吓别人的,“中国人向来怕惯人了,忽然听见人家怕起他来,便高兴得了不得,睡梦里也想着做狮子”。他对此冷眼旁观,认为“醒了,这是最好没有的事。不过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却去做狮子?”接着言辞犀利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人生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个国家建立起来,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当野蛮的时代,或者有时学过狮子的办法,到了开化以后,改变过来,便不能拿他当狮子看待”。鲁迅在《黄祸》(载1933年10月20日《申报》,署名“尤刚”;后收入《准风月谈》,联华书局,1936年)中也敏锐地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甚嚣尘上的“黄祸”论,“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究其原委,原本出于对黄种人故意妖魔化的歪曲想象,没想到“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显然自我陶醉在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臆想之中。

同样沉睡了百年之久,童话里的公主醒来后与王子相亲相爱,呈现出一派柔美和谐的景象,和“睡狮”醒来后“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陈天华《猛回头》,收入《陈天华集》,民智书局,1928年)所营造出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截然不同。倘若用来比拟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童话里的结局正如朱执信《睡的人醒了》所提倡的那样,“我爱我的国家,也愿意别国的人爱我的国家,我也可以爱他的国家,像他爱我一样。这个相爱的精神,就是国家间的人道主义,这是醒了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比着说睡狮醒了强多了”。由此着眼,或许就能约略体会到胡适强调“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的用意所在。

这首《睡美人歌》,稍后被胡适摘录进《藏晖室札记》里公之于众(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群益书社,1918年),完整的日记又以《藏晖室札记》(亚东图书馆,1939年)、《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名义多次印行。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睡美人”故事,甚至包括令胡适激赏不已的“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在内的各种衍生作品,也都陆续有了汉译本。人们得以从容涵咏“睡美人”的寓意,也慢慢开始认同并接纳胡适的意见。曾杰在《大道建国与实力御侮》(中华书局,1933年)里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或被称作“睡狮”,或被视为“睡猪”,相形之下,他觉得胡适“承认中国是一个睡的美人”才更近乎事实。因为“肯任人宰割的,自然是睡猪。以其武力鱼肉他人的,自然是睡狮”,所代表的都不能算是正确的建国之道,唯有“美人是代表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这个“睡着的文明”唤醒。至于鲍石溪在《中国科学家组织起来》(载1946年1月22日《申报》)里因中国科学界“不能振作,不能专心,不能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而痛心不已,由此高呼“东亚的‘睡美人’哟,醒来!”不久又在《新女性的“再出发”》(载1946年2月21日《申报》)中呼吁新女性独立自主,直斥“东方的‘弱不经风’‘可掌上舞’的‘睡美人’啊,起来!”都将“睡美人”作为软弱无能的象征,看似不无微词,然而仔细推想起来,这不恰好说明“睡美人”的比喻早就已经渐入人心了吗?由此不妨再稍稍回味一下,始终抱持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巴金,会在《春》里安排身为新女性的琴给从小思想遭受禁锢、最终又因病早夭的海臣讲述“一个睡美人底故事”,或许并不是随意为之的闲笔吧。

胡适《藏晖室札记》中摘录的《睡美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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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银龙,资深科技记者,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报道。

最新评论

Pakdeedumrongrit 2024-11-15 24:19

对神话、童话和民俗等都很有兴趣的周作人在序中称赏道,“《睡美人》的故事本来是满天飞的,但是第一个把她捉住,将她的花容描在纸上的乃是十七世纪法国的贝洛耳(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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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贞 2024-11-15 20:23

Doheny的儿童剧《睡美人》(连载于1935年《英语周刊》新第147-149期,译者署名“Y.

IP:27.82.8.*

莱昂纳德·罗伯茨 2024-11-15 13:23

而伴随着“黄祸论”(Yellow Peril)在清末民初的广泛流传,瞢腾昏沉的“睡狮”更是迅速演化为睥睨百兽的“醒狮”,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标榜“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问笔《醒狮还是睡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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