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视频2024年10月15日发布: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识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贺来指出，今天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识，需要人们在诸多前提性的深层观念上做出重大的转变，如下三个方面尤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面对全球性风险，我们必须克服把不同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善与全人类整体的利益和善截然二分甚至对立起来的观念。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在此意义上，对全人类利益的维护，同时也就是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保卫。其次，面对全球性风险，我们必须克服把“人的主体性”狭隘化的传统观念，要确立“人类主体”作为主体形态的共同体观念。“人类主体”应该自觉地被把握为主体性的重要层面和样态，这是人类应对全球性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哲学前提。最后，面对全球性风险，我们必须克服把特殊的价值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如果承认“人类主体”作为独立的主体形态的地位，那就意味着，人类主体的各个成员由于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关切，应该分享并遵循共同的伦理规则和价值共识。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李红梅：健全全科医生制度是打通“防”与“治”的重要抓手】

李红梅认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必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机制，努力实现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无缝衔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助于全方位防控疾病，做好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从以往看，重治疗轻预防，关注个体疾病多，关注疾病人群流行性特点较少，使得临床医疗服务得到更多的政策重视和资源倾斜。医疗服务因素只是影响健康的一小部分原因，只有更加重视环境、社会、心理等公共卫生因素，更加注重疾病预防，才能保证个体健康，系统、科学地守护群体健康。打通“防”与“治”，一个重要抓手是健全全科医生制度。有了全科医生的把关，重大疫情风险可以提前预警，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并预检分诊、首诊可疑人群，与上级医疗机构形成分级、分层、分流的救治体系。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和使用制度，让其在基层发挥预警、防控、救治的作用，将有助于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摘编自《人民日报》

【金里伦：要有“办好自己的事”的强大能力】

金里伦表示，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我们有防范风险的先手、应对挑战的高招，我们要有办好自己的事的强大能力。首先，能力来自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我们要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根据时与势的变化不断完善改革，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新期待。其次，能力来自亿万人民的活力、创造力。中国人民本就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人民的探索实践、创新创造，从来都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决定性力量。再次，能力来自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坚强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经济日报》

【张雷生：加快教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步伐】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雷生指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教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步伐，一方面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产能供给，另一方面盘活网络在线优质教育资源。客观而言，要想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在线共享，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协调、积极推动和投入。因此，政府的协调、推动和投入至关重要。建议由政府出面联系和协调电信运营商以及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的学校，采取租赁或者联合共建平台，有偿购买教育服务等多种形式，打破平台资源共享在优秀师资、优秀教学内容以及共享平台硬件建设和软件维护方面的现实壁垒，整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持系统。要实现更优质高效的教育公平，优秀的教师与课程资源缺一不可。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好教育部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平台的优质课程资源，开展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借助政策、资金等杠杆调节手段鼓励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向社会公众公开优秀课程等优势教育资源，加快教育技术和手段现代化进程。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苏长和：疫情治理促使人们反思政府的本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苏长和指出，疫情治理对各国政府是一大考验，疫情治理同样促使人们反思流行的政府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既然政府是理解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关于政府的本义就仍然是值得讨论的。第一，政府当为民。“政之所要，在乎民心”，那么，是不是要立足于人民政府而不是代议政府来理解政府的根基？第二，政府当为公。在竞争性多党政治下，由于政党天然地代表着集团和派别利益，在其执政以后，其理念和政策必然由于偏袒而影响到政府的公道性。如果对抗式制度体系中的政府容易偏离公道，那什么样制度体系中的政府更易于持守公道？第三，政府当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公有公共权益。在疫情治理中，人们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国家内部针对公益和整体利益考虑采取防控举措，但是却遭到不合作行为。第四，政府当是责任政府。选举政治下政府因为政党轮替而频繁更换，至少从道理上讲限制了政府的长远眼光和责任感。那么，什么样制度体系下的政府容易形成长远和代际的责任观？第五，政府于内于外当合作协商。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在各国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政府在外交上必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和协商，如此才能促进全球治理。这就反过来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建立在外交上守公持正的公道政府基础之上？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赵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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