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啊二中2024年10月11日发布:瞿林东：中国史学的五次反思（一）

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了。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沉寂下去了。“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

第二，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第三，当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作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

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

---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

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①刘知几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②。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作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几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几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几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作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二次反思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几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几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对以往史学作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1840年开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一方面是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革命”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史界革命”的“宣言”。《新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撰写“民史”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应写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则不是好的史学家。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二十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紧密的交叉，但它们在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皇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李守常(大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学术群体的反思；

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目标；

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元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以上是讲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梗概，下面我们着重讲这五次反思的标志性著作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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