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和尚怀素的那些事儿（四）——《怀素南宗禅师身份的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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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读者诸君，通过前三章花和尚怀素的那些事儿（一）、（二）、（三），我们对杨春“怀素研究系列”之‬《新书谱•怀素•自叙帖》”的约稿、编写、内容‬以及《怀素的时代及其‬身世》、《怀素‬非‬仅‬为‬“颠草‬”》有了了解，那么这‬次就‬让‬我们看看‬最后一章——杨春“怀素研究系列”之四——《怀素南宗禅师身份的补证》。

临怀素《自叙帖》179cm×48cm 2020年

杨春“怀素研究系列”之四：

《怀素南宗禅师身份的补证》

本文发表于鲁迅美术学院学报、北大核心期刊《艺术工作》2018年第3期（下）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这种鼎盛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佛教各个宗派的相继形成，继隋代创立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之后，唐代又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等应运而生。同时，唐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欧虞褚陆、颠张醉素、颜柳等人都是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家。而其中的僧人书家怀素，身处佛门而饮酒食肉、疏于佛事而耽于书艺，并籍其草书绝艺游走于达官贵人、街坊里巷之间，成就了其毕生所求的书名，也客观上感召了中晚唐大量草书僧的涌现并竞相干谒王公大臣乃至帝王的风气，形成了佛教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必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佛教自身发展衍变的因素所在。而探究怀素的佛教宗派的归属问题，对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深入地认识怀素现象的产生与佛教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对怀素书法作出更为恰切的分析、研究和阐释将会大有助益。

怀素《食鱼帖》

怀素究竟属于何种佛教宗派？近几十年来在部分学者的研究论文里已有一些涉及，观点不尽相同。

殷荪先生在其《论怀素》一文里提到怀素是“法相宗”僧人，但并没有说出理由，并把怀素作书时所重视的“心手相师”的“心”与“法相宗”教说相联结。[1]窃以为殷先生应该是把本文所探讨的草书僧钱氏怀素与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玄奘法师的弟子范氏怀素混为一人了，这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即由陈垣先生考辩清楚[2]，范氏怀素生于624年，卒于697年，而草书僧钱氏怀素生于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至少活到了799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3]两人相距一百多年，故此说显然无据。

怀素《自叙帖》（局部）

翁泽文先生认为，“有人因其（怀素）《自叙帖》中‘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之语而径指其为‘禅僧’，以其书为‘禅书’，是不足为据的”。他的理由是：“‘禅’除了特指禅宗之外，还可泛指与佛教有关的事务，如‘坐禅’之‘禅’便非‘禅宗’之‘禅’。此处的‘经禅之暇’也可理解为‘修行佛法的闲暇’，无法作为怀素信奉禅宗的证明。如果说怀素身居其他宗派而思想却属于禅宗，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禅宗与其他宗派虽有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毕竟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具有较为森严的门户制度。更不能因为怀素的言行举止与‘狂禅’时代的禅僧相似，就认定他必属禅僧无疑。”[4]

当然，翁先生说的并不错，因为即使把“经禅之暇”的“经禅”理解为读经、坐禅，也还不能据此断定怀素属“禅僧”，因为持戒、念经、坐禅是佛门中无论哪家宗派都可采用的三种修习方式，而并非为某宗某派所独有。这就涉及到宗派划分的原则问题。

怀素《圣母帖》（局部）

隋唐时期在中国形成的佛教各大宗派，主要是依据学说宗旨的差异而划分的，但在当时并非泾渭分明。对于唐代人自己来说，他们是习惯于把佛教徒分为“法师”、“律师”和“禅师”三种类型的。按照葛兆光先生的定义，“主要倾向是翻译和解释经典义理的被唤作法师，以受戒习律，监督世俗信仰者的伦理与佛教徒的行为为己任的是律师，而禅师则以禅定与体验心灵为深入佛教信仰的主要途径。”[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就佛教徒的主导修习倾向来划分的，并非法师、律师不能坐禅，律师、禅师不能说经，法师、禅师不必持戒。那么怀素到底是法师、律师还是禅师呢？

熊秉明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专设“佛教与书法”一章，其中径称“禅师书法家中以怀素最为知名”，并以南宗禅的要旨比拟和阐释怀素及其书法。[6]可见熊先生认为怀素应属南宗禅师，但他并没有就此问题作逻辑论证。

怀素《圣母帖》（局部）

熊飞先生在其撰写的《草书怀素是南宗禅僧》一文里则对怀素的南宗禅僧身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其论据要点有四：

首先，怀素饮酒、食鱼食肉，不守五戒，这绝非律僧或教僧（笔者按：即法师），而只能是禅僧所为。

其次，怀素不谈经、不坐禅，而念经坐禅恰恰是南北禅宗创立以后，律僧、教僧区别于禅僧的重要标志。

其三，怀素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南岳衡山是南禅怀让法师传法之地。

其四，南禅宗修炼的自由度很大，这种自由度，为怀素的草书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7]

我们同意熊秉明与熊飞二先生的意见，认为怀素当属南宗禅师，今略加引申补证，聊作续貂：

其一，唐陆羽在其《僧怀素传》里曾经记载“怀素伯祖，惠融禅师者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8]，即是说怀素祖父的兄长惠融，是一个禅师，他也喜书法，学习欧阳询的字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加之怀素幼年出家，勤奋习书，遂被乡里并称，“呼为大钱师、小钱师。”由此可见怀素的“幼而事佛”与爱好书法，当与其伯祖惠融的熏陶与影响密切相关。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博士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9]我们认为其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怀素的伯祖慧融为禅师，怀素出家时尚属幼年，受其伯祖影响，也应该是禅师。

怀素《圣母帖》（局部）

其二，怀素的家乡零陵位于南岳衡山的南麓，衡山是唐代江南西道的佛教中心，当时衡山的佛教又以南宗禅的影响最巨。据李映辉先生研究[10]，唐代的衡山，无论是驻锡高僧人数还是佛寺数量，在湖南地区都高居榜首，在全国也是处于前列，是全国性的佛教重镇。当时的衡山虽有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等不同的宗派在此弘法，但却以南宗禅最为兴盛。最早将禅宗传入南岳的是四祖道信的弟子善伏，他于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来到衡山，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大约自盛唐初年开始，衡山的南宗禅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南宗禅的祖师慧能于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灭寂之后，其弟子怀让（677-744年）于同年来到衡山般若寺（宋时改为福严寺），在此弘化30余年，直至圆寂。与他同驻衡山的慧能弟子尚有坚固、梵行、明瓒禅师（天宝初年来驻衡山）。几人之中以怀让的影响最大，据称：“远自梁益，近从荆吴，云趋景附，风动川至，灵山圣会，今古一时至矣”[11]。怀让的弟子多在衡山乃至湖南以外的地区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的马祖道一，约在开元年间到衡山师从怀让，侍奉十年后“振法鼓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创“洪州宗”。另，石头希迁，先师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青原行思（慧能弟子），于天宝初年入住衡山南台寺，直到贞元六年（790年）去世，在衡山弘化近半个世纪，形成了与“洪州宗”并驾齐驱的“石头宗”，以至于《宋高僧传》颂称：“自江西主大寂（马祖道一），湖南主石头（希迁），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12]由此可见南宗禅在衡山弘布之盛况。怀素出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其幼少成长阶段，正值衡山南宗禅的上升期，当深受感召与沾溉。朱关田先生进一步推测“怀素住锡零陵，或客居长沙，并是禅宗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派活动的地区。怀素归属何派，史无明记，但以颜真卿服膺行思，曾参拜其双泉灵迹，洛下又与其结缘投分如是，怀素大抵以出青原为近是。”[13]但我们认为怀素出生时，怀让已在衡山弘化20多年，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招引马祖道一于开元年间前来投奔，并师事十年。而青原行思住锡吉州，其弟子石头希迁于天宝初年始入住衡山，其产生影响亦当是后来之事。葛兆光先生在考察了中唐南宗禅史实后，也得出结论：“中唐前期，石头一系的确‘默默无闻’，但并非因为它不兴盛，而是因为它还没有开宗立派”[14]。反过来说，与颜真卿“结缘投分” 的怀素是否服膺行思，和颜真卿服膺行思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因而，我们认为怀素以出于怀让系为近是。

怀素《自叙帖》（局部）

其三，从怀素的言行举止上看，正与南宗禅在这一时段发展演变的理路相吻合，而与其他佛教宗派却扞格不入。从怀素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自称“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见《自叙帖》）；其从父钱起的赠诗也称“遥知禅颂外，健笔赋闲居”[15]。两相参照，可知怀素还是颂经、坐禅的，至于后来贯休称其“师不谈经不坐禅，筋骨惟于草妙传”[16]应是一种修辞手法，以强调怀素对草书的执着追求胜过了对佛法的修习。同样，南宗禅在这一时期也并非是不谈经、不参禅，而只是不赞成人们对这些修习方法的执着。禅宗虽属“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但亦“不离文字”，由禅宗祖师的开示可以发现，禅宗的经论依据，遍布于一切大乘佛典。[17]只是到了慧能时期，佛教典籍大量译出，经论注疏愈加繁琐，学人钻入文字义理，吐妄相之丝，作茧自缚，故慧能予以棒喝顿断，破除人们执著文字、不求悟解的倾向，以使学人出离文字义海，解脱出来。但他并未绝对排斥经教，“当有人问‘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时，慧能反问道：‘经有何过，岂障汝念？’慧能认为，重要的是自性觉悟。若自性不悟，执著文句，读经何益？自性若悟，经典文句岂有障哉! ”[18]对于坐禅，慧能虽然明确提出“禅非坐卧”，并多次批评神秀北宗禅的“坐禅习定”，认为“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坐禅，而是强调不能执著于坐禅，应该任心自运，于行住坐卧之中念念无著，“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19]。也就是说，慧能“禅非坐卧”的命题是针对“唯习坐禅”的倾向而提出来的，是有所指的。同样，对于戒律，慧能也没有全盘否定，他向弟子所授“无相戒”也正是与北宗禅《大乘无生方便门》的“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同样的大乘禅法，都是对信仰者心灵的约束。在授无相戒时慧能率弟子所进行的仪式如唱“归依自三身佛”、发“四弘誓愿”、行“无相忏悔”等等，都是为了使弟子们心念凝聚，产生敬畏之心。[20]所以，慧能时代的南宗禅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破弃经论自然放任，思想的彻底解放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的。到了慧能的弟子怀让时，南宗禅更前进了一步，在戒律的修持上也出现了松动。当有僧徒问是否可以吃酒肉时，怀让随口答道：“要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无论吃与不吃都可以。[21]这种思想定会对怀素有所影响。但由于这时的南宗禅并未达到晚唐的狂禅阶段，禅僧的思想也处于发展演变时期，人们对禅僧不守戒律的行为还不太能接受，所以，怀素一方面饮酒食肉，一方面又常常感到不便——“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食鱼帖》）。到了贞元、元和年间，禅风更趋于放荡无拘，禅僧不守戒律、饮酒食肉的现象大大增多。如《酉阳杂俎》曾记贞元中荆州些师“善歌《何满子》，常醉歌”；吴郡义师“状若风狂”，常于废寺中“坏幡木像悉火之”，又好活烧鲤鱼“不待熟而食”；安国寺僧熟地“常烧木佛” ；《宋高僧传》卷十九记载扬州孝感寺广陵大师“真率之状与屠沽辈相类……好嗜酒啖肉……或狂饽性发，则屠犬彘，日聚恶少斗殴，或醉卧道旁”。[22]迨至晚唐，这种狂禅之风愈刮愈烈，终于发展到了呵佛骂祖的狂禅阶段。出自南宗怀让禅系的临济义玄为了破除禅僧的执著，甚至喊出了“向里向外，逢着便杀”的口号，要人“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 ，认为这样“始得解脱”[23]；德山宣鉴禅师宣告：“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24]所以有的禅师取木佛烧火取暖，有的要把佛祖一棒打死喂狗。

怀素《久在 帖》（局部）

处于南宗禅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怀素，其思想行为中的种种矛盾也体现出南宗禅这一时段的过渡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佛教宗派发展初期，门户之见并不严重，禅僧们多方参访、不主一宗一派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事，后来门派分别渐严，便以佛僧最后所归依宗门为准。[25]同样，怀素除了主要受南宗禅思想影响外，也体现出其他宗派的一些特点。如其“能翻梵王字”[26]，体现出法师的特征；“嚼汤颂咒吁可畏”[27]又体现出律师的特征。但以其主导倾向来说，还是南宗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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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殷荪《论怀素》，《书法研究》1989年第4期，第53—54页。

2参见熊飞《怀素草书与唐代佛教》第3—4页，香港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3参见：朱关田《怀素〈自叙考〉》，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方爱龙《怀素研究现状综述》，《书法研究》1995年第2期；王元军《怀素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5月；熊飞《怀素草书与唐代佛教》，香港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4翁泽文《黄庭坚狂草书新论》，《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68—279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6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第201——20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

7熊飞《草书怀素是南宗禅僧》，《零陵学院学报》第23卷第1期，第137页，2002年9月。

8陈思《书苑菁华》卷十八，第814—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9〔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转引自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第7—8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10李映辉《东晋至唐代衡山佛教的发展》，《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第311—321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11《景德传灯录》卷五，转引自李映辉《东晋至唐代衡山佛教的发展》，《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第316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12赞宁《宋高僧传》上册第209页，中华书局，1987年8月。

1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12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14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第3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5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七，第814—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16]释贯休《怀素上人草书歌》，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七，第814—1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17参见苏树华《中国佛学各宗要义》第145页，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18]参见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纲》第1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19]同上书，第156—157页。

[20]参见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第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21]参见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9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22]赞宁《宋高僧传》下册第490—491页，中华书局，1987年8月。

[23]参见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纲》第2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24参见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25参见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第2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26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七，第814—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8月。

27王邕《怀素上人草书歌》，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七，第814—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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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务正业的和尚写出了一件不朽的千古名帖，如何解读其中的秘奥，且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品、杨春（杨秀发）编著的中国古代书法技法丛书之一----- 《新书谱•怀素•自叙帖》

《新书谱•怀素•自叙帖》 样书局部

• 新书谱 中国书法基础教程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者简历

杨春，字秀发， 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获硕士学位（导师王冬龄教授）。现为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法学专业负责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书、画、印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大展, 并于上海、石家庄、北京、邯郸四次举办个展。出版有《新书谱·怀素·自叙帖》《杨春书画印作品集》、《杨春临古代碑帖——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杨春临古代碑帖——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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