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人民政协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如何持续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如何鼓励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提升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贡献力量。

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

今年3月，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山东省东营市、潍坊市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召开座谈会，与有关部门、县区和生产经营主体代表深入交流。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张桃林结合调研情况表示，要围绕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两方面积极性，聚焦粮食产业短板，全链条全要素创设完善政策制度，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

“建议不断夯实粮食产能基础，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种植结构，继续鼓励支持在适宜区推行玉米、大豆轮作和带状复合种植等科学种植模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张桃林说。

如何推动粮食生产节本增效？张桃林建议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粮食产业链关键环节、关键要素的补贴支持力度，促进降本增效和绿色增产。同时，引导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联农带农服务，将更多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面对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实现“国家增粮、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垦局局长苏莉认为，解决好“谁来种粮”的问题，要按照“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探索建立与粮食经营规模相挂钩的阶梯递增的补贴政策，并根据种粮成本、灾害、价格等建立粮食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应鼓励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并优先向规模化种植地块倾斜。同时，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小农户’模式，通过订单合作、农产品初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方式，带动分散小农户联通大市场，共享规模化收益。”苏莉说。

苏莉还建议，将国有企业和基层组织作为重要力量，提高粮食生产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国有农业企业小麦、玉米等基础性农产品的生产功能。

调动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

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建议，各地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把价格作为挣钱预期、初次分配调节的重要因素，引导农民种粮挣钱。

张合成建议，建立预防粮价过度下跌机制，同步实施粮价涨跌调控；进一步强化价格支持措施，完善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价格保护制度。同时，构建种粮成本收益指数，主动预警农资价格、粮食价格与种粮利润关系；探索发挥大型农资企业直供服务，有效降低燃料、化肥、农药、种子交易费用。

虾苗在稻苗间自由穿梭，勾勒出一幅稻虾种养的耕种图景……江西一些地方探索稻渔综合种养。“这种种养模式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充分激发了当地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茹说。

谢茹的手机里有一张稻虾连作及普通一季稻生产效益测算表，记录了两者的土地流转费、虾苗、机耕整田、肥料、农药等多项开支，综合收益对比一目了然。“普通一季稻每亩纯收入340元，稻虾连作综合纯收入每亩2298元，亩均综合收益提高了数倍。”谢茹说，“在九江市彭泽县调研时，当地干部群众不仅算经济账、生态账，更算政治账，稻虾田没有出现土地抛荒，省市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任务连年超额完成，确保了稳粮保供。”

结合江西当地的探索实践情况，谢茹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抓好规范推广，在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沟坑设置监管，严格落实沟坑面积占比规定，在不破坏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加强减肥减药技术指导，打造绿色有机稻渔品牌。

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农民收益具有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建议：“支持鼓励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为开发设计指数保险、价格保险、产量保险和特色农产品保险等产品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扩大风险保障覆盖范围。加强农业保险精算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开展需求分析与风险测度工作，确保费率厘定科学合理。”

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委员们普遍认为，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孔昌生表示，目前粮食主产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8%以上，承担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但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对此，孔昌生建议，以调动粮食产销区积极性为政策设计目标，在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纵向转移支付的基础上，通过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以利益分配杠杆调动主产区粮食生产积极性。

“优化横向补偿机制，还应综合考虑各地实际经济状况和对中央财政贡献。”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主委程萍建议，通过统一规范的财政体制做好财力调节，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保护粮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要建立中央纵向补偿为主、省际横向补偿为辅、社会各界捐赠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粮食生产奖补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谷树忠建议，在完善中央粮食主产区奖补办法方面，要持续提高奖励标准，结合各县人均产粮与全国人均产粮比值，对各县综合排名，对排名靠前的种粮大县重点奖补。同时，中央财政对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险予以补助，并鼓励开展商业性保险。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看来，可通过“输血+造血”并举，推动产销区双方利益补偿机制实效化。例如，出台支持政策引导主销区企业利用资金、技术优势，支持主产区粮食生产、仓储、加工、营销等供应链建设；通过“省—省”“地—地”双向对口支援方式，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主产区发展能力。

“引导产销区持续创新合作方式，探索建立形式多样、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推动产业链合作全面转型。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实现从‘卖粮’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程萍建议。

版式设计：沈亦伶

《人民日报》（ 2024年08月22日 18 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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