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澳好彩免费资料 | 2024年11月14日发布-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背后，为何省联社腐败高发频发？

山西提出“做好金融改革化险。深入推进农信社改革化险，推动新机构顺利挂牌。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规范投资决策，加强内控管理”；山东提出将“深入推进农商行改革”；吉林提出，“全力争取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稳妥有序推进农信系统改革化险，扎实抓好地方法人机构金融风险及时处置化解工作”；贵州提出，“加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化解，加快省农信社改革”；青海提出，“加快创建西宁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积极推进省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等。

“近年来，无论是从政府、监管层还是农商行自身，都在喊着改革，但却一直‘推不动’，几年来一直没有落地。”地方农商行人士王鹏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各方思路不同。比如，地方希望按照地级市去成立大区分行，把下属的县市农商行管理起来。但监管层面态度明确，并不允许撤并县支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因为服务‘三农’、乡村振兴需要保持县级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

农信社改革没有统一模式。业内讨论比较多的包括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和统一法人这4种改革模式。

从公开信息来看，各地也结合省情，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探索。

浙江、河南、甘肃选择了联合银行模式。

2021年10月16日，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10月25日，获银保监会批复，成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

河南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完成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组建。

而与浙江的“联合银行”模式不同，河南省联社改革是“自上而下逐级参股控股”。

辽宁则采取了省级农商行模式，去年底，辽宁省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已经成立。

各省联社腐败案触目惊心

在各省农信社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背后，多地农信系统腐败案件频发，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

2022年，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王中印在金融领域违纪违法破坏经营环境等问题，还被辽宁作为3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件之一进行通报。

2022年，河南省农信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人选王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河南省联社先后已有多名高管落马。

2021年，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副主任王旭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2020年12月31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雷志强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缓刑二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其间不得减刑、假释。

2020年，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省联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先后落马。随后，包括阜阳审计中心原副主任汪侠以及蚌埠、凤台、安庆等多地农商行高管被查。

山西省联社也爆出窝案。2020年，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原党委副书记王再升被查处。

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充分暴露出其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省联社管理体制诞生于2003年的那一轮农信社改革，但在多年发展之后，自身问题也愈发凸显。

作为各省农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省联社兼具行政机关管理职能与市场主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履行对市县农信社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省联社管人管钱管事，拥有监管权力，却不需要对经营状况完全负责，存在巨大的隐性权力和权责不对等现象。

“成立省联社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下面的行社，把业务做好，效益做好。但事实上，省联社‘管人、管钱、管事儿’的目的是把下面的行社管起来。”王鹏表示，受管理体制和高管产生机制影响，掌握了人事、财权的领导，想插手各农商行的信贷业务也十分便利。

金融腐败又往往与金融风险互为表里、深度交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地方农信合机构情况调查显示，当地农信合机构金融风险高企、化解困难，当年该市全部农信合机构不良贷款率42.64%，高达87%的农信合机构属于高风险机构和问题投保机构。

调查称，风险形成有明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征，高管尤其“一把手”作为机构管理者和决策者，其履职行为与机构的发展质量关系密不可分，明确管理机制、规范高管行为、靠实高管责任对于农信合机构风险化解和发展意义重大。

“从省到市县，每个农商行都是绝对的一级法人，应该独立主导自身的经营、人事、财务、利润分配。”王鹏说，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省联社权责，应当进行改革。

王鹏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已经落马的某省省联社“一把手”，将房地产企业介绍给某下属县级农信社，违规发放贷款，后期导致形成了数亿元的坏账，“相当于这个联社成立数十年来的全部利润都要侵蚀掉”。

“这太可怕了，上面的人敢说，下面的人敢干。没有科学的贷款评审机制在，靠着人事和财权的管控，导致下面的行社虽然有异议，但不敢不从。”王鹏说，“这已经脱离了企业运营或者银行运营的基本规则。”

避免“新瓶装旧酒”

农信社改革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中至关重要。这是一项复杂系统但又必须完成的工作。

“改革怎么改，并没有明确方案，只能因地制宜，由各方进行探索。”王鹏说。

他介绍，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实践较多。比如陕西秦农农商行，就由陕西信合改制而来。陕西秦农农商行只是陕西信合西安城区6家老联社共同组建而成，在资产股份上实现了与陕西信合划分，“这种两条线并进的模式，也可以讨论。”

公开信息显示，陕西秦农农商行成立于2015年，是在原西安市城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的一家省级农商银行。陕西秦农农商行成立之后，还完成了对西安3家农信社的重组改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撰文指出，通过对不同的省联社改革路径进行分析，可将其按照股权关系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其中，统一法人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均属于“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改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相对来说对现有农信体系的改革冲击较小，依然保持农信系统“省联社—县联社”的二级法人结构不变，符合国家的保持农信机构的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的大目标；金融服务公司模式与联合银行模式均属于“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但联合银行模式对于现有省政府的权力约束较小，各省政府改革的动力相对较强。因此，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联合银行模式分别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中改革困难和阻碍相对较小的模式，自然也成为当前讨论较多的两种改革路径。

“农信社（经营范围）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产品，没有投行业务、中间业务，就是存款和贷款，监管也不允许去做理财或者保代等中介业务。只有存款和贷款，收入来源就是息差。现在息差这么紧的情况下，如果成立统一法人或两级法人体制的话，好处是肯定有的。”王鹏说。

在王鹏看来，改革首要任务是要准确定位农信合机构与省联社的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要明确各层级法人治理体系及管理约束关系，摆脱当前泛行政化的干预和控制。

“否则，如果只成立名义上的‘联合银行’，还是像老样子，把人事、财权都行政化管理，只能是新瓶装旧酒，形式上改掉了，实质上还跟以前差不多。”王鹏直言。

栏目主编：张武文字编辑：董思韵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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