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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与1934年，楊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軍統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其間經过当时外間傳說頗多。沈 醉于1933年参加軍統(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軍統)特务組織时，即在上海华东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間接参加的人。抗战期間，軍統大規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沈 醉又长时期余任許多特务訓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綁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負責主編过軍統各特訓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在編写讲义过程中，曾多次向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兇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幷調閱过有关档案。現就記忆所及分別写出案情經过，但由于事隔多年，可能仍有遺漏与錯誤之处，尙請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补充和指正，俾使此項惊震当时的反动暴行能更具体地揭发出来，更清楚地看到蔣介石集团的兇狠嘴臉。

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楊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領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軍統特务們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蔣介石当时决定杀楊，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人权保障同盟成立，楊杏佛担任了同盟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他們即为蔣所厌恶。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尙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的威吓。加上楊于1933年春天又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不但到处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針对蔣介石种种蔑視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爭，幷极力主張停止内战、一致团結抗日。这与蔣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便造成了他致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楊是在1933年4、5月間，楊从北平回上海不久，就开始了布置。特务們先偵察了楊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楊本人即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楊嗜好騎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駿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騎馬馳騁一两小时。特务們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楊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正进行准备时，蔣介石却不同意在这个地区动手，因为把楊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旣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又增加反动政府本身的麻煩，怕引起各方面指責非破案不可，便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朱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力量又可以不負責任破案。戴笠只好改变計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楊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于6月初即亲往上海指揮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楓林桥附近。負責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組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軍校五期毕业，在上海負責軍統行动工作多年，抗战期間曾任軍統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荣館楼上。行动組副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員則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內，組部也設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兇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洩漏出去，否則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們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兇犯們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警車，以后又有一队換班的巡捕經过，因此兇犯們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又由赵理君带着兇手李阿大、过得誠、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車上，汽車則停在亚尔培路向馬斯南路轉角处。李阿大、过得誠等四人分散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約8时左右，便看到楊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車，特务們便走近門前。楊等上車后一会又走了下来，特务們还以为楊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楊領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車。当汽車徐徐駛出亚尔培路32号大門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車内射击。楊先生一聞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便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給他的子彈，一再警吿过他，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但沒有預料到特务們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楊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把身子袒护着小佛。所以特务們建发多枪只将楊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兇犯們見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車上狂奔搶着上車。赵理君一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車开动。这时过得急慌乱中跑錯了方向，等折轉来再去追汽車时，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着“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鳴，便顾不得再停車等候，还怕他被捕后洩漏消息，立刻从車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他的要害，便加足馬力开車飞奔。这个兇手刚完成任务，沒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是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圍追过来的巡捕已快接近他时，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彈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仍沒有死去，結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楊氏父子一同往金种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搶救。楊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重伤不及救治逝世。过得诚經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說話。經巡捕房派人向他追問，會說出他叫高德臣(参加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說出具实情况。当时戴笠听到楊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誠已被捕井說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长的軍統特务范广诊，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兇犯便也弄成了“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紙刊出楊遇害經过时，都只提兇犯高德臣的名字，幷說高在刺楊时，因兇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晚日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轉南京，向蔣介石复命討賞。戴对于过得誠之死，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給以撫恤，过得誠的儿子也一直由軍統負責养育。到抗日战爭期間，戴笠还想以过得誠这种“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曾多次在对重庆等特务训练班学生們作“精神讲話”时，一再贊揚他。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圍内的馬路时，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誠路”。

当楊杏佛先生的遺体送到万国殯仪館入殮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偵察监視，看有些什么人去悼唁和当場說些什么話。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們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殯仪館吊唁，表情异常悲憤，語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羣新聞記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記者身分的几人参加在内)包圍着她的时候，她当即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計划有組纖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可是人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却具被这一血腥罪恶行动吓破了胆，一再声明已辞去了副主席职务，并不再过問这些事。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鈞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們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幷将他去的情况和当場說过的話一一汇集起来报告南京方面轉报蔣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間傳說很多。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蔣介石得到情报說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經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組纖的經費，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經常有一些不滿意于蔣政权黑暗統治的言論，正如《文史資料选輯》第十八輯上錢芝生所說的致死的原因，这里就不再重述。可是当初軍統华东区行动组奉令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却說史担任上海市参議会会长后，曾阴謀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脫离国民党的統治。而真正的主要原因，一直到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行整编軍統行动課程教材时才弄淸楚。但在讲課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却还是說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这些真正的原因让学生們知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蔣言論引起 CC 的不滿，便不会由軍統去暗杀，而要由CC領导的中統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統一直在開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統效劳的。

史量才于1934年10月間去杭州調养胃病，給了特务們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車有保險設备外，井僱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鏢)。戴笠于这年夏秋問即奉到蔣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館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沒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很耽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楊杏佛一样，兇手逃不了而洩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煩。以后监視史的特务們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車司机结識，打听到史經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不久，史果然携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于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責难，势非破案不可。因不但警察局长赵龙文是軍航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軍就特务手中，这样一来便是自找麻煩，最后才决定选擇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組副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组員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慣匪，为这个組最主要的兇手)、施芸之、許建业等六人，汽車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間任軍統汽車大队长)。使用的汽車是当时軍統經常用来搞暗杀綁架的一辆老式別克牌敞蓬車，平日停在南京鸡鵝巷53号軍統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11月14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車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們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擇沪杭公路所經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附近，离翁家埠約四华里的地方。特务們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車牌照，一是京字第12号，这是随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銀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这辆汽車是10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車房内。行兇时先是用京字12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試車牌照，一直到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碼，于午夜駛回鸡鵝巷。張秉午曾多次向我談过这一段情况，軍統的老司机們一向把这辆車叫做“功臣車”,因当时軍就汽車很少，經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駛到重庆，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兇手們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駁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險汽車。行刺那天，特务們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車駛到了兇手們預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車横在馬路当中，伪装損坏正在檢修。特务們見史的汽車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車緩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車輪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兇手射击汽車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詠賡的同学邓祖詢。这是因为特务們誤认邓为史的保鏢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識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以灭口。当枪彈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史詠賡父子便急忙跳出車来分头逃跑。兇犯們又誤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詠賡，一連发射二十余彈，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走。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門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却被站在路上指揮的赵理君发現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連連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彈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兇手見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車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約半小时后，史詠賡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幷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車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責难粉起。蔣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緝兇，幷悬賞一万元奖金。同时，特务們又从蔣介石手中領到了一笔五千元的犒賞費。以后特务們見面时还會以此开玩笑地說:“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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