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饮冰室书斋：唯有“饮冰”方解“内热”——走进梁启超故居）

饮冰室书斋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是一座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小洋楼，造型别致典雅。这里是梁启超的故居，也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之所。

“饮冰室”一词最早出现于1902年。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逐期发表《饮冰室诗话》，并以“饮冰室主人”的笔名撰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梁启超用此表达他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焦灼之情。

天津饮冰室书斋建成于1925年，是梁启超从日本归来后购地修建的寓所和书斋。他晚年的许多学术名著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当时每逢寒暑假，常有大学生来这里听课，其间来往的学界名人数不胜数，胡适、严复、张伯苓、严范孙、梁漱溟……这里似乎就是当年天津最负盛名的文化沙龙。

梁启超参与并策划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反袁护国”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而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梁启超还是中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学者，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笔耕不辍，写有140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他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启迪民智。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5岁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早年致力于国民思想启蒙。戊戌变法时期，写有《变法通议》一书，并陆续在《时务报》上发表。其中，《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等12篇文章，贯通中西，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形势都做了深刻论述，表达了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心声，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写照，其思想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处于领先地位。

梁启超在社会教育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纵观梁启超38年学术及政治生涯，有23年从事的都是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他有关人才培养、素质教育及教育兴邦的论文、演讲及专著达80万字之多。在梁启超的直接启蒙和指导下，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诗人，如蔡锷、徐志摩、梁实秋、苏曼殊、范源廉等人。在维新变法中作为新政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在变法失败后被保留下来，成为“百日维新”仅存的成果。梁启超起草的《奏请京师大学堂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较全面的教育章程。1923年，梁启超出任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长，积极推动师范教育。他曾多次到清华大学讲学，并于1925年9月开始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在文学方面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早在变法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他的新体散文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如1900年写作《少年中国说》，在日本流亡时著《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1902年，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是晚清首创的文艺杂志，影响颇大。

梁启超生平涉猎广泛、勤奋多产，堪称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曾研究先秦诸子、史学和佛学等诸多学科。他著述浩繁且涉域宽泛，并且许多领域为前人未曾注意或很少涉猎，如史学理论、文化史、民族史、宗教史等；有的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提出了不少新课题，开拓了新的学术领域，为人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如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系统评述了自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同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的史学理论的代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宝典”。1924年，梁启超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大作。梁启超被后人称作中国近百年间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擘。

链接：梁启超文章摘编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所以为人之责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呵旁观者文》

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辈惟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

——《养心语录》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学问之趣味》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3期《中国纪检监察》，作者：天津市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梁启超纪念馆馆长 周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