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卫视2024年10月14日发布:宁稼雨蒲向明《唐末五代陇蜀浮世叙：王仁裕诗文解构》序

序
宁稼雨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在刘叶秋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刘先生给我指定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范围是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一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发展演变轨迹线索。从那时起，王仁裕作为唐五代时期重要的志人小说作家而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在此基础上，后来我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两部书中，将王仁裕的志人小说创作情况进一步深入打磨梳理，为王仁裕志人小说研究提供了较早的基础信息。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注意到，王仁裕是一块有待继续开垦的学术荒地，值得继续挖掘。但限于这些研究著作的体例规模和时间精力情况，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令人可喜的是，从那时起，蒲向明教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不仅将我之前做过关于王仁裕几部志人小说粗浅研究继续深入耕耘，而且还扩而大之，将王仁裕的诗歌也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将王仁裕研究提升到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阶段。这部《唐末五代陇蜀浮世叙——王仁裕诗文解构》就是蒲向明教授相关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
王仁裕是唐末五代的重要作家。就当时的情况看，说他重要是其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诗文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他的诗歌创作，新、旧《五代史》“王仁裕传”均记载“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号《西江集》”。这个有百卷之多、万余首诗作的《西江集》，在同时代诗人中鲜有其比，就是从整个文学史来考察也为数不多。五代后周高若拙的笔记《后史补》记载说“王仁裕著诗一万首，朝中谓之‘诗窖子’”，可见他诗歌创作的数量之大，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致的认可。又据《全宋文》收李昉《王仁裕神道碑》记载“（公）平生所著《秦亭篇》《锦江集》《入洛记》《归山集》《南行记》《东南行》《紫泥集》《华夷白题》《西江集》共六百八十五卷”，系诗文创作。显然他的诗歌创作不仅《西江集》一种，数量不仅一万首。
《西江集》等今不传，我们无法知道其诗作质量方面更多的情况，只能从现有作品予以探察。《全唐诗》只存王仁裕诗一卷计十余首，加上后来学者辑佚的几首在内，也不过二十首左右。这些诗作或关心国事、分辨忠奸，或表现匡扶济世的雄心、建功立业的抱负，或表现心谐自然、酷爱自由的精神追求，或记写游历的名胜显迹，有其独到、感人之处，但也存在着无法超越时代和社会视野的局限。从现有作品的整体情况看，王仁裕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处于同时代作家的中等水平。他的志人小说创作，主要以散文笔记体纪事文为代表，以笔记小说的风格见长，且至今存留下来的作品也最多，以《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和《王氏见闻录》为代表。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在《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两部书中有过简单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王仁裕的笔记小说，步唐人后尘而又有创新，明显体现出唐代传奇向宋代传奇的蜕变。其笔记小说的代表作《玉堂闲话》更具有小说的特性，以人物为中心去安排曲折复杂的情节，形象鲜明，篇幅较长，虚构成份明显增多，因而更具有文学价值。在思想内容、题材选择和艺术技巧等方面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如对“三言二拍”的素材来源和情节生成、《聊斋志异》鬼狐形象塑造、《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展现等起到先知先导作用，其《开元天宝遗事》在搜集民间传闻的基础上着重记述唐代由盛而衰玄宗朝的轶闻琐事，犹以李、杨风流情事为最多，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讽寓”用意和“笔开一面”的独立创作意识，其中有关民间传说的篇章，故事情节曲折，结构完整，为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大量素材，影响重大。《王氏见闻录》因为是记写王仁裕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容更显生动并且更富于地缘化。如《竹骝》篇写晚唐五代今天水、陇南熊猫的生存和当时人对其捕杀的情况，有助于人们了解一千多年来地缘风物、珍稀物种生存的变化。《王承休》篇则通过记述蜀后主王衍游秦州一事，反映了秦州、成州、阶州在五代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对今天水、陇南、汉中和四川区域风物研究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由此看来，王仁裕作为唐末五代重要作家的地位，诗文创作的主要成就是笔记小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演变中，王仁裕占有一席不可或缺之地，是其现存诗歌所不能比拟的。蒲向明教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着手研究王仁裕诗文创作，至今二十多年，出版了《玉堂闲话评注》《王仁裕文学创作研究》等著作，发表了十多篇关于王仁裕及其诗文创作研究的论文，就研究王仁裕这位陇南本土极负盛名的古代作家而言，他是学界最深入的。目前而言，他著成《唐末五代陇蜀浮世叙——王仁裕诗文解构》书稿，推动这个研究选题更进一步，达到一个“细部”的表现，其创新和价值在以下几点：
第一、本书以王仁裕五十二岁以前生活的陇蜀地域，作为文学地理范畴展开研究，从地域文化视角认识其诗文作品的特有内涵和审美意义，发前人所未发；
第二、重视研究王仁裕对陇蜀地域浮世生活（世俗生活）的叙写和描摹，有助于人们更进一步客观认识和评价这些诗文作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第三、重在探讨王仁裕诗文与陇蜀地域的依存关系，并由此延伸到特有时代——唐末五代陇蜀浮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从而感受到陇蜀地域文学的固有特点；
第四、本书对王仁裕诗文的解构，还注意到了泛文学的物态描写，如作品对人文地理生态的关照，扩大了人们认识作家笔下“文学陇蜀”的视野和认知范围，别有文学审美意义；
第五、本书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力争弥补以前研究因资料所限形成的空缺，如根据张国风先生最新推出的《太平广记会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所提供的信息，将韩国所存《太平广记详节》补校收录以前缺失的《玉堂闲话》“崔育”篇、补足中华书局汪绍楹本《太平广记》缺漏的《王氏见闻录》“陈延美”篇等等。
限于时间匆匆和事务繁忙，我对这本书稿的整体感觉就是这样。关于陇蜀地域，它处在南北丝绸之路的连线与网道上，文化和风俗的复合型特征十分明显，现在用文学叙写其浮世生活尚且不易，更遑论远距我们千余年的唐末五代时期仕宦文人了。我们从本书作者对王仁裕的诗文解构中，已经感受到了文学历史地理在时间流逝中的不可复制。但其学术的力量，还是通过阅读，推动我们体味其中人文知识的丰富和历史眼光的宽远，收获是自不待言的。
是为序
2020年1月6日于津门雅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