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张海丰黄晨司叶林：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兼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三重意涵

摘要：主流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有一定解释力，但无法胜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任务。通过对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的历史考察，指出演化经济学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可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两种思想资源。中国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长期聚焦生产力提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够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并实现了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和国家能力提升三者的协同演进。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国家能力提升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三个重要意涵。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主流发展经济学

一、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格局不断演化，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和尚未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传统经济”泾渭分明，而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则成为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1]。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厘清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针对发展中国家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一系列政策处方，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人均GDP已达1.27万美元，离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坎1.38万美元仅一步之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大量译介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①的著述，我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不可否认，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确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但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实践。

按照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2]。因此，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开启此后快速经济增长的制度前提。[3]也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消除了价格扭曲，进而消除因价格扭曲而造成的需求与供给的长期混乱，最终避免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比中央计划的集中决策更具有信息优势，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交易费用。再加上界定清晰的产权进一步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最终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综上，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现代化得益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人口红利也一直被主流学界认为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解释因子。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比较突出，这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模型非常一致。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发展中国家在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由于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小，农业劳动人口众多，因此劳动力供给价格是缺乏弹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启工业化进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工业部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符合“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说的国家。虽然中国人口出生率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再加上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位均衡转向低位均衡，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在世界上仍然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由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的成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以及人口机会完美匹配，我国将人口红利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创造出中国奇迹[4]。

另外，中国的对外开放刚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改革开放后，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通过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利用全球的资本和市场，奠定了全球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通过抓住人口红利期，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获益者。不可否认，融入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外因”之一，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走过了一段类似日本“出口导向型”的现代化道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也优化了国内的资源分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由此可见，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是有所验证的。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指导处于贫困陷阱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持续实现赶超则研究甚少。[5]中国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和政策指导意义则大为减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经济学，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已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圣杯”，中国经济所走过的道路与发展经验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践养分。

二、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我们认为，主流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主流发展理论未能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和“过程”。换言之，上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流解释并没有阐释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产业动态和结构变迁，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活动质量不断提升的整个过程。主流发展经济学无论是“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结构经济学”，都没有探讨经济活动(产业活动)质量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不难发现，“演化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理论”等非主流发展理论反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一定不能只求助于主流发展理论，我们亟需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除了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发展实践之外，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不仅需要从东亚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的政策实践中吸收养分，而且也要从非主流发展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

演化经济学始终强调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及经济高质量活动作为发展手段的重要性，其更加符合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所展现的经济发展原则[6]。就这一点而言，演化经济学与上述三种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存在很大不同。结构主义强调资本积累和大推动，新自由主义强调产权和利伯维尔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比较优势，唯有演化经济学强调高质量经济活动之于发展的根本重要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镜鉴。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东亚成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的政策实践中得到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启迪。由于我国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文化同源性，导致了制度环境和发展理念的趋同，在学理脉络上可以归为“李斯特谱系”[7]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早就注意到了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的相似性。[8-10]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并没有消解其“成为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11]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也需要汲取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有益养分。

按照同属李斯特谱系的演化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后发国家能够跻身“富国俱乐部”的根本驱动力是，这个国家从事的经济活动必定是高生产率、高分工水平和高创新率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在此前提下将生产要素配置到这些高质量经济活动中，生产率便会持续的提升。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演化经济学国家致富第一原则”。高质量经济活动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可以通过生产率外溢的作用，实现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在更大范围内的协同增长和良性循环。[12]具体而言，高质量经济活动引致的生产率提升会带来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时企业就会用资本替代劳动，带来投资的不断增加和资本产出比的不断提高，并进一步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实际工资的提高带来的需求扩大有助于企业产品销售和利润提升，进而推动企业继续投资，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正回馈。在该过程中，国民的实际收入和产业竞争力都会不断提高。从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相对经济起飞前的农业部门而言，工业(制造业)部门具备上述的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工业不仅可以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而且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会辐射到创新国的其他产业部门，从而产生创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这也是一国为什么要从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13]虽然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空特定性，但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都具备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征，东亚国家正是遵循了演化经济学这一基本原则才得以实现成功追赶。

日本正是抓住了以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机会窗口，才得以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恰逢20世纪70年代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为通用技术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这些经济体通过抓住信息通讯产业这一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短期内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跃升，并建立起了能够生产复杂技术产品的本土工业体系。[14]以韩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以前完全没有现代工业，到航运、钢铁等传统工业对发达国家形成挑战，再到出口计算机、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韩国通过抓住经济高质量活动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当前，韩国已经在半导体、汽车、通讯终端等诸多领域中成为了全球的佼佼者。

以发展是否抓住了高质量经济活动来审视我国所走过的发展历程，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国家致富第一原则同样得到了验证。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是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虽然资本品工业本身属于高质量经济活动，但由于消费品工业没有跟上资本品工业的发展，两部门没有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衡。但从历史阶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奠定的工业基础(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轻工业补课”和第二次重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哪怕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虽然我国重走了东亚四小龙以廉价劳动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之路，但也没有放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反而是利用超大规模本土市场优势，走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并重的现代化道路。也即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追逐。

演化经济学强调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不同的。一个后发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可以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保持快速增长，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如果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会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15]这一点在东亚新兴经济体追赶先进经济体的历程中也得到了体现，无论是日本实施的“技术政策”[16]，还是韩国实施的“技术撬动战略”[17]，都是通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为创新驱动才追赶上了发达经济体。

世界银行通过采用图表集法对世界各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进行测算，将全球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个组别。从图1可见，2010—2019年期间，中国人均GNI的年增长率高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且呈现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在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韩国等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I年增长率均呈现大幅下降，但中国的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5%。2021年中国的增长率恢复至8.5%，超过美国、日本和韩国。2023年，世界银行将高收入组别的人均GNI定为13845美元，中国2023年人均GNI为1.27万美元。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国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能够及时转换经济发展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依次为资本积累、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等因素。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政府又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增长模式逐渐从要素驱动的数量型增长向创新驱动的质量型增长转变。[18]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增长走过了一条接力式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暴露的问题，都影响了下一阶段政府行为的转变，构成了增长动力转换与增长潜力释放的内在机制。[19]

演化经济学认为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在推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发挥关键性作用。上文已经论及，成功的现代化需要抓住具有高质量经济活动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后发国家选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定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因此需要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到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新兴部门。[20]此外，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同样表明，在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只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管理者、监督者以及市场失灵的修复者，而是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并且经常是一位更加大胆的参与者，愿意去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21]。这不仅发生在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产品”这一狭隘领域，在整个创新链条中都是如此，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品的商业化以及企业本身的早期融资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不可否认，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开发性研究和推动技术产品流向市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这并不等于如主流经济学宣称的那样：国家让道，以便让乐于冒险的风险资本家及“车库”发明家充分施展才华。[22]实际上，政府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网络节点和促进不同创新主体互动的角色。

图1 中国与部分高收入国家人均GNI年增长率对比图(2010—2022年)

数据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回顾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是在政府支持下完成了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攻克技术壁垒、达到技术垄断并保持技术领先的[23]。面对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更是强调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核心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作为主导力量，将有限的资源快速、集中并精准地投入到核心技术的攻关中，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推进技术突破并实现技术赶超。[24]我国的高铁技术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西方技术的赶超，得益于我国政府集中相关的科研资源支撑其技术创新，并统一协调研发及制造的活动。因此，国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重大创新突破方面始终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构建既要根植于中国的发展实际，也要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启示，更要从诸多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演化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等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思想中汲取理论养分。

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三重意涵

根据上文的观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应该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国家主导发展论”，李斯特的“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调整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论”加以整合，从而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因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必须将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置于理论的中心位置。上文已经论及，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确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需要从李斯特—熊彼特传统中找寻真正的答案。埃里克·赖纳特指出，“目前，中国生产结构变得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形成了大规模的、相互关联性的、具有多层级供应关系的产业集群，而这些都是中国创造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的条件。”[25]因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一定是根植于中国国情和自身的发展实践的。

(一)经济发展战略聚焦生产力提升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指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最终应达到的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不同的。以生产本身为发展目标的发展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力发展问题。[26]这与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相呼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做了深入批判后，李斯特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主要放在生产力上，强调生产力是一国之本，是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成功赶超英国和法国，就在于德国统一之后拥有了完整的国内市场及有力的国家力量介入，一系列经济扶持政策的出台让德国工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当英国意识到有被赶超的风险时，德国工业已然崛起，德国工业品甚至已经挤进了英国市场。

后发国家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共同参与“致富的梯子”的建设，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与话语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适应调整促使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以生产力进步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决策促使经济高速发展。[27]因此，国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忽视发展生产力，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始终聚焦生产力提升，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不能忽视的方面。

(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主要实施了三种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三位一体”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这一战略奠定了我国的重工业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赶超战略过分强调资本品工业的重要性，造成消费品工业相对落后的局面，两大部类无法形成互为市场的促进效应，导致国内市场没有很好的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政府通过控制要素价格将资源导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引发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产品结构失衡，市场机制受到抑制，最终造成经济增长的减缓。[28]综上，赶超战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成果经验、汲取失败教训正是调整发展战略的前提。

改革开放之后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借鉴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通过发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个阶段，我国从乡镇企业开始“补轻工业的课”，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国成功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走过的乡村工业模式，重走了原始工业化的道路，完成了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29]通过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不仅解决了“短缺经济”的问题，还成为了“世界工厂”。但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日益显现出弊端，我国发展战略需要再一次做出重大调整。

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制定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只有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发展，在这一阶段，我国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正是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必须聚焦的主题。

(三)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和国家能力提升的自增强机制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需要树立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以高质量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念。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础支撑力量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同时制度创新也极为重要。衡量一个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指标是，该制度体系对应的治理体系能否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地调整制度安排，也即是否具有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这与我国的强国家能力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变迁是分不开的。

从动态演化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我们实现了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能力提升三者之间的协同演进，这可以视为缔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动力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和“大国基础结构”[30]的形成。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通过持续的制度变迁提升和巩固了国家能力。而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自主地制定和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实际工资的持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对制度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引致下一轮内生制度变迁。由此，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能力提升三者之间形成了协同演进和正回馈机制。因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构建一定离不开对制度变迁、经济结构变迁和国家能力提升三者之间如何形成良性回馈的解释。

四、余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异质性极为突出，如果再具体到中观层次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问题，那么差异性将会更大。就这一点而言，发展经济学不具备像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那样构建一套简单而优美理论框架的条件。我们只能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总结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赶超的基本条件，但无法构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谨慎地评估每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逻辑框架，深入理解和打造理论的“中国特色”，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决不能机械地照搬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并不是运用哪一种既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果。主流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经济学三种理论体系都不能很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和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主流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出国家能力之于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性，这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构建其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自然是最具解释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必将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富的实践养分。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知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