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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11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2021《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要如期实现碳中和任务艰巨，面临很多挑战，需要做很多工作。周小川谈到五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中国要依靠什么机制去实现碳减排、碳中和。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已经写明了要更大力度地发展和运用碳市场。要实现碳市场的合理价格，首先要有总量，总量要封顶，在封顶的情况下，对碳配额进行交易，这样才能有价格形成的规律性。如果各个市场设计的不一样，总量封顶的依据不一致，中间又没有连通机制所形成的碳排放的价格有可能不一样，不利于整个工作的推进，要想办法把这些市场进行连通。因此，要高度重视激励机制，也就是碳排放配额的价格或者是碳排放的税率，同时在这方面有明确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计算规范，并设定好如何通过市场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要为众多的参与者提供可测算、可做计划的参数，为了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国民经济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行业和机构、企业都需要参与进来。对于碳捕获和碳汇，也需要有权威的机构给出相关的参数，因为减排或者吸收的量是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获得收入的。只有有了参数，才有配额的数量和配额的增量，这样碳交易才能产生合理、稳定、可预期的价格。

第三，在实现碳中和的后半期，更多的注意力应转移到碳捕获、碳吸收方面。真正在全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把化石能源和其他一些碳排放完全降到零，将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那些难以降到零的碳排放，未来可能需要指望着碳吸收、碳沉降的技术中和掉。全球气候变暖加快，现在上升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有可能已经超过原来两摄氏度线性安排的进度。对于已经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和正在加快的全球变暖，主要依靠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投资产生的碳沉降机制，把一部分已经放出去的二氧化碳吸收回来，这方面需要很多创新。不过，要依靠创新，而创新又带来很多管理上和投融资上的问题，其中也依靠很多测算的工作，需要给出预估的时效。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加大对创新的激励，这些激励机制也是投资评估和回收的主要参数。

第四，碳税与碳市场的选择，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激励机制，国际上有不同的主张，主要在于究竟采用碳税还是更多的依靠碳排放市场。碳税可能更简单一些，而财政能否将其进行最优配置，能否用这笔钱发展新能源等，要真正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从国家层面来看，集中这些决策往往会遇到官僚主义，预算上也需要层层审批，对支持创新性的探索要得到非常及时有效的财力支持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当前许多国家财政面临着高债务、高赤字，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赤字和债务已经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碳税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能够全部用于碳减排碳吸收等环节，是要打个问号的。此外，还要考虑到世界上有上百个主权国家，税收是各国自己主权内的事务。各国之间激励机制的内容往往是不一样的。

因此，与碳税相比，如果利用碳市场交易可以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即便采用碳税，碳税的税率也应该参照碳市场所形成的价格。从金融的角度来讲，碳市场本身也是一个金融市场，需要资金的转换和风险管理，会发展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利用碳市场紧接着就会出现相应的投资金融产品，首先是一个跨期的金融交易会跟随进来，其中主要的产品就是要用未来的碳配额收入，以及未来的碳配额的期货价格，通过金融市场转变成当前的投资，即用未来的碳减排或碳沉降所能达到的收入支持当期的投资。

目前在投资和投资见到最终效果时期会有很多风险，需要利用衍生品市场管理全过程的风险，这种跨期的投资周期相当长，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要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又需要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技能。风险管理主要依靠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比较容易和碳市场衔接，只有利用金融市场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除了这些保基本的项目外，其他大量的在碳排放和减排之间的平衡，最好依靠碳市场解决，碳市场及其金融功能对比较多的跨期业务，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有着明显的长处。

第五，关于跨国界领域的排放问题，二氧化碳升到空中以后，理论上已经分不清国界了，但从目前全球治理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结构来看，只有要求各个国家控制好自己的碳排放，这样全球才能实现碳中和。这与全球性互联网的数字性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很容易在国际间招致争议和摩擦，对我们全球治理能力也是一种挑战，考验我们的治理能力，也需要我们在管理上进行创新。可以设想，我们应该在全球碳收入支出方面有适度的多边管理能力，使得跨国界的碳排放或者有争议的碳排放，能够通过多边治理机构和它所建立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些收入最终应该百分之百用于碳减排，发展新能源或者碳沉降。

责任编辑：郑景昕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