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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战场局势逐渐明朗，中国成立指日可待。至此，中央将新政协的筹备与开国大典名单的拟定也提上了日程。在敲定新政协参会人员和开国大典的名单时，中央将宋庆龄列为了必须要请来的对象。然而不管中央如何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事，最后都被她以各种理由婉拒了，这让周总理和毛主席犯了难。

主席表示，如果无法邀请到宋庆龄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筹建，我们不仅无法对中国共产党自己人交代，对国际和各民族也无法解释。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宋庆龄先生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为什么主席和周总理一定要请到宋庆龄，她的到来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作为国民党左派，面对中共多次发来的北上邀请，宋庆龄会答应吗？主席所说的助我们一臂之力，指的又是什么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142天的努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将国民党盘踞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点势力拔除，让中国一度面临的“两种命运”的问题泾渭分明。

在中国战事和政局取得历史性的转折后，大量的民主人士应邀北上，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会，共商建国大事。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应该特别邀请还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国大业。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向宋庆龄发去邀请电报。希望她可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但因为彼时的上海仍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所以此时，中央只能先将电报转到香港，而后在由香港的地下党同志送达。在给香港地下党方方、潘汉年、刘晓的信中，周恩来特别指示，当前形势危急，首要任务是确保宋庆龄先生的安全，“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1949年2月20日，经验丰富的地下党成员华克之，乔装成富商的到抵达上海后，通过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将信件转达到了宋庆龄手中。但在次日的回信中，宋庆龄以身体不适为由，推拒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北上的邀请。并表示，蒋介石对自己是无可奈何的，所以请主席和全党人民不必挂牵自己的安全问题，自己“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1949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下，上海解放。但因为上海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所以5月27日，出任第一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刚走马上任，就派出了部队对宋庆龄上海故居进行严密警卫，唯恐国民党特务对宋庆龄不利。

随着上海的解放，大量民主人士纷纷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希望可以和她一起协商建国大事。然而对于众人的热情邀约，宋庆龄再次以身体抱恙，无法北上为由婉拒了。

1949年6月，此时前线战场上，我党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在对新政协会议的准备紧锣密鼓展开的时候，主席和周总理犯了难。

作为中国抗日爱民著名人士，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大量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提供了保护和营救。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在上海成立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予了大量的物质帮助，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解放。所以在新政协会议上，如果没有对我党有重大帮助，为新中国的解放鞠躬尽瘁的宋庆龄先生的出席，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不仅如此，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宋庆龄接过孙中山先生手中的接力棒，谨记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不断引领着爱国人士，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奋斗。早在1927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宋庆龄与多名国民党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一起联合发表通电，对蒋介石这一丧尽天良的行径进行谴责。而在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分工会议之时，宋庆龄先生还通过公开决裂的方式，对其的领导地位进行否定。毫不夸张地说，宋庆龄先生一直以中国的远大前程为使命。因此，宋庆龄先生在民主人士的名望和地位，是无人能取代。

而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中，我党希望可以和各个民主党派以及各个爱国人士一起，对新政协的性质和未来等问题进行协商，并构建构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如果在新政协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上，可以请到“国母”宋庆龄，不仅可以让民主人士云集的新政协协商会议得到“点缀”，还可以借这一机会对一些人士进行拉拢。

而最重要的是，因为宋庆龄是国民党的代表人士，是新中国的“国母”，如果宋庆龄先生可以到北平参加我党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那么蒋介石领导国民党的合法性将会因此被否定。

进而让中国革命中，由孙中山发起的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交汇在一起。而这也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时候，获得更多民主人士支持。因此，这也是毛主席希望，可以借宋庆龄一臂之力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轮邀请无果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颇为着急，所以经过几番思索，毛主席决定派出了在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可以与宋庆龄先生相匹配的邓颖超前往上海。在这一期间，周总理了解到，宋庆龄曾经和中国民族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就是否要参加新政协一事进行过商讨。而对此，史良给出的意见是，即便是因为体力不支不能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仪式。在听到史良的话后，宋庆龄十分动容，所以想等她从北平回到上海后再做商讨。

因此，在史良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周总理就中央拟定委托邓颖超，去上海邀请宋庆龄一事，向她征询了意见。听完周总理的话，史良沉吟几秒后表示“邓亲往劝驾必成”。在拥有一定把握之后，邓颖超拿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赶往上海。

左三廖梦醒 左四宋庆龄

与邓颖超一同前往上海的，还有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的，廖仲恺先生的女儿廖梦醒。在抗日战争期间，廖梦醒曾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和她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款，支援中国共产党抗战。并负责宋庆龄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联系，多年的交情，让她与宋庆龄先生的关系匪浅。6月25日，邓颖超与廖梦醒到达了上海，因为担心直接直接前往拜访太过唐突，所以邓颖超在请廖梦醒，先到宋庆龄家中打个招呼，打探情况。

在抵达宋宅后，久别重逢的两人十分高兴，经过一番寒暄，廖梦醒表明了来意，当前新中国已经解放，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次邓大姐代表着恩来同志，特意到上海来迎接你。大家都很希望你能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和我们一起共商建国大事。

然而北平是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地方，自孙中山先生患癌去世后，害怕睹物伤人的她已经24年没有踏足北京了。所以在听到廖梦醒的话后，宋庆龄十分为难地说，“北平是我的伤心地，我害怕去那里。此事等我考虑考虑，等我想好了再通知你吧。”。

两天后，廖梦醒就此事再次到宋宅，对宋庆龄进行游说，但当廖梦醒再次提到北上的事宜时，宋庆龄先生依旧摇摇头表示，此事自己还需要在想想。

当天晚上，一直期待见到邓颖超的宋庆龄，在宋宅设宴热情的招待了她。但邓颖超长期和宋庆龄交往，对于宋庆龄特立独行的孤傲个性很熟悉，所以在饭桌上，邓颖超对于北上的事宜一字未提。

而后在当天致毛主席的电报中，邓颖超表示，看到宋庆龄如此热情的招待，初步判断此次邀请她北上是有希望的，但从她的性格来看，还需要再下功夫。

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在7月1日致电中共上海市体委和邓颖超时表示，既然当前孙夫人，对于邓颖超和廖梦醒并未完全拒绝，所以邓颖超在拜见宋庆龄的时候，应该直接说明，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就是专程为了邀请宋庆龄到北京而来的。并考虑到在上海解放的后一天，入城部队因为不熟悉情况，一些做法让宋庆龄产生误会。因此在致电中，中共中央特别指示，“邓在陆时，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对前几次误会进行“解释和道歉”。

但好在，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游说劝说，宋庆龄态度逐渐缓和。并在6月30日，邓颖超在与宋庆龄经过一番沟通时，在探查到宋庆龄的态度有所松动，当即向宋庆龄出示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两份亲笔邀请函。接过信的宋庆龄，在细细看完这两封信后，大为感动，终于答应北上。

然而在首肯之时，宋庆龄提出了三个意见“一、在自己到北平之时不要举行欢送会，二、希望可以访问张治中个人，并对留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表示敬意，三、希望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派人到车站迎接。”

对于宋庆龄提出的三个要求，邓颖超都表示理解，只是这第三个意见让邓颖超有些为难，因为以宋庆龄的身份，我党如果不派人前去迎接，这并不合礼节，所以邓颖超专程为此致电周恩来。

在看到邓颖超传来的信息后，周恩来想了一个两全之策，既由我党拟定迎接的人员名单，而后交由宋庆龄选定前往迎接的人员。至此，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宋庆龄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8月28日，在吃过午饭后，毛主席穿上了自己接见外宾时才会穿的黑色大衣，与周总理、朱德、林博渠等50多人一起早早到达车站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9月21日至9月30日，宋庆龄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并在大家的推选下，宋庆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以及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成为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出现的第四号重要人物。

1949年11月9日，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在上海发表讲话。在回忆起开国大典时，她动情地说，中华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好不容易换得成果“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